對被損害的一方說聲對不起，也許這件事就完了，何況這是法官知法犯法，拿老百姓太不當一回事了。再說東湖區法院紀檢監察室，對本法院的這起違法違紀案件，根本就不願去追查，甚至連已經觸犯了國家《刑法》也無所知，我是迫不得已才向檢察院提出來的。”
由於市中院焦宜松法官的證言，直接影響到了該案的深入追查，我陷入了苦苦的沉思。官官相護是自己早已想到了的，逆來順受慣了的老百姓，並沒有多少會拿雞蛋望石頭上去砸的，像我這樣認真，是不是自討沒趣？然而，人們的知法又有多大的意義？
在這已經進入了兩千年的法治社會，若法官的違法違紀行為得不到追究，那法官在人們心目中會是怎樣的形象，若司法不能得到公正，那我們老百姓還要法院幹什麼？那法院還能不能叫人民法院？
透過對國家法律條文的反覆研究，我對案件作了仔細的回顧和深層的思考，寫了一份《中院駐清算組表態的經過和東湖法院魏群觸犯刑律的事實》，材料中說：
二○○○年十月中旬，本人到東湖區法院詢問開庭一事，魏又說不會開庭，我心急如焚，十月十六日寫了材料向市中院信訪室反映，爾後又向中院民事庭作了諮詢，他們均認為：根據勞動部與最高法院協商一致的檔案，應該開庭，中院已派人到江拖破產清算組具體負責，你可去找他們一下。民事庭有關法官還給清算組的負責法官打了電話。
十月十八日上午，我在江拖豐收樓一樓辦公室找到了鄒法官和焦法官，向他們說明了情況，出示了《企業破產法》、《民事訴訟法》和《勞動部對〈關於破產企業能否成為被訴人的請示〉的覆函》。
鄒法官說：“魏群跟我透過電話，但沒有把情況說清楚，也沒有提到這份勞動部檔案，我當時不瞭解情況，本來想把這個案件終結掉的。”
鄒法官和焦法官都表示：法律條文和勞動部檔案已講得很清楚，勞動爭議案與債權債務案件也不相同，應該開庭，叫我趕快去東湖區法院，把被告名稱補更為清算組，並轉告東湖區法院及時開庭。
此時，焦法官還提到江拖那份沒有公章的除名檔案，說是否有效，鄒法官說無效，並對我說：“當初江拖不肯跟你在檔案上蓋章，那時你就可以坐到廠長那裡去，要他安排你上班，發你的工資。”鄒和焦兩人又都表示，他們可以幫我解決編制和養老保險等。
在該辦公室，我還看到了江拖所收到的東湖法院關於訴訟的通知，以及釘在牆上的江拖破產清算組工作安排表，表上標明在二○○一年一月份解決完遺留問題。最後，鄒法官還收下了我的起訴書等材料。
而今焦法官對此的說法，據說不一樣，本人感到十分意外。二○○○年中院的《洪經初字（2000）114一4號檔案》是九月十七日發的，而我與焦法官和鄒法官的接觸是十月十八日，東湖法院《東民初字（2000）1198號裁定書》是十一月二日，會不會是在不同的時間所表示的不同態度？而我與他們至今也只是會過一面，那次的情況應該不會很難回憶。當初他與鄒法官的表示應該是對的，現在為何犯得著反為變故？確實令人費解。當然，本人要把當時每一個字的原話都敘述得很準確也是件難事。何況在該年九月份，本人已向魏*了一份要求法院請江拖清算組參加開庭的報告，為了表示聽從鄒和焦的交待，還再向魏群遞交了一份《關於補更被訴人名稱的報告》和已補改名稱的起訴書。
對於魏群的行為及其負責的那份裁定，是否夠得上罪？本人補充一點看法。
根據《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條第二款：“在民事行政審判活動中故意違背事實和法律作枉法裁判，情節嚴重的”構成瀆職罪。據多方查證，魏群在那份裁定中根據所謂的“有關法律”，純屬子虛烏有，其自己也無法拿出，所謂的有“有關法律”即不是事實。江拖並沒有被登出，魏群明知國家法律有明確規定，勞動部對此有專門檔案，反而胡亂以“有關法律”四個字隨意矇混原告當事人，作出了違背法律的枉法裁定，終結勞動爭議案的訴訟，給本人的損害苦不堪言，符合刑律追究的條件。
此後，據說魏群之所以作出這樣的裁定，又推說是受了市中院《洪經字（2000）114一4號檔案》的影響。本人認為這是牽強附會，是對執意枉法裁定的開脫。該檔案是中院經濟庭作的，本身就是指債權債務方面的經濟案件，否則勞動爭議案何不由經濟庭來管，那我不是也可以直接去清算組登記債權？再說勞動爭議案中的補償，是由勞動法規決定的，不是債權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