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款式幾乎千篇一律但顏色各異的羊絨毛衣。他的白襯衣和他的水洗牛仔褲。他慢條斯理卻又不容抗拒地進行著搬離這裡的一切準備，有時候他停下來喝口水，然後就繼續。我靠在門邊上問他要幫忙麼，他沒有停下手裡的動作，只是透過背影對我說：“沒事兒，沒多少東西。”他的聲音低低的，暖暖的，帶著和他的身體相同的氣味，聞起來像一把煮熱了的沙。他甚至在最後走的時候，還和我安靜地抱了一會兒。他的胳膊還是習慣性地朝上彎成一個弧度，以便他寬厚的手掌剛好能夠握著我的蝴蝶骨。他的胸膛依然滾燙，充滿了我熟悉的氣味。
那個時候，南京西路上掛滿了紅色的燈籠。一朵朵在風雪裡搖曳著的紅暈和路人被凍紅的臉龐呼應著。過年了，所有的商場看起來都熱情洋溢，與之對比的，是過年前依然忙碌的人們臉上陰冷的恨意，他們頂著一張張沒有睡醒的臉，撐著傘匆忙地奔走在迷濛的風雪裡，奔向前面不遠處的那筆年終獎金。
那個時候，全世界都沐浴在這樣百年難遇的寒流裡。北京和上海的新聞，每隔幾天，就會預報新的寒流來襲。哥本哈根會議上，那些表情苦大仇深的氣象學家們，紛紛發表言論，說“溫室效應”消失了，地球又進入了小冰川時代──你瞧，一切看起來多像一場鬧劇啊，特別是當義大利的那個地質專家突然面紅耳赤地躥到了桌子上拿起麥克風不停地敲自己的腦袋時。
而現在呢，寒流過去了。一切都過去了。上海又恢復了它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