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書中足球既是遊戲玩具，也是武器——加萊亞諾的火力一如既往地指向全球資本主義，他雄辯地戳穿其原罪：在天上飛來飛去的這一個新式足球，源於巴基斯坦童工之手。也許資本的原罪可會誘導你進一步得出“金錢扼殺足球”這一結論，但加萊亞諾畢竟不是一個簡單粗暴的道德狂，作為球迷的美學態度，讓他的口氣更為感性，他更多地把足球當成懸崖上的落日，而不是一味當成左派理論黑洞洞的槍口。
對加萊亞諾這樣的左派大家來說，最大的、真正的理論以及現實難題無非有二：如何面對全球資本主義的全能金錢機器，如何面對左派政府乃至左派*者的全能政治機器。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但魔亦學道得道，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呢。耐克不也跟您一樣高舉漂亮足球美麗足球大旗嗎，那些跨國公司超級品牌和國際足球管理機構如今簡直要和您相擁而泣了，他們說的左派足球語言幾乎跟您一模一樣：漂亮，進攻，快樂，遊戲，街頭，兒童，民間，第三世界……
更為尖銳而迫切的問題是從左派足球到左派政治的內在矛盾。左派足球似乎順理成章地與左派政治一脈相承，但對於去年在讚美巴薩時昂然提出“左派足球”這個鮮紅概念的阿根廷前主帥梅諾蒂來說，情況就未免有些尷尬，1978年世界盃那時候他分明是右翼軍政府的合作者乃至幫兇。然而，即便是從左派足球到左派政治一條道走到紅，但當一個像查維斯那樣的*者自認是你的粉絲把你的書當成治國鐵律去打擊異己，您是否也難免尷尬？
左派足球不過是口水之爭，而左派政治事關血汗。又一次世界盃，遊戲時間到了，而生存與命運的風暴尚在遠方。
張曉舟
2010年5月
作者自白
像所有的烏拉圭孩子一樣，我也曾想成為一名足球運動員。我的球踢得不錯，事實上是非常棒，不過那只是在晚上，當我睡著了的時候。到了白天，我在球場上就像根木樁一樣，成為家鄉踢過球的小孩中最愚鈍的一個。
當球迷我也有很多有待改進的地方，作為烏拉圭民族隊的忠實球迷，我對在同城死敵佩那羅爾隊效力的胡安·阿爾貝託·斯基亞菲諾和胡利奧·阿巴迪的厭惡無以復加。但是當“胡椒”斯基亞菲諾好似從球場最高的塔上俯瞰比賽，用他那嫻熟的傳球指揮著球隊的表演時，當“褐色”阿巴迪蹬著他的“百里靴”風馳電掣般帶球，一路狂奔越過球門線，在球和對手中間身姿搖曳、毫髮無傷時，我也禁不住對他們欽佩不已，甚至為他們擊節叫好。
時光流逝，我最終學會了接受自己是個什麼樣的人：我是一個精彩足球的乞討者。我行走在人世間，雙臂張開，在球場中向上天乞求：給我一個漂亮的足球動作吧，看在上帝的分上！
當精彩足球真的發生時，我對奇蹟充滿感激，而不管是哪支球隊、哪個國家表演了這美麗的足球，我都毫不計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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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
足球的歷史是一段從美麗走向職責的傷感歷程。當這項運動變為一項產業，綻放在玩耍樂趣之上的足球美麗之花便被連根拔起。在這個處於“世紀末”的世界，職業足球將所有非盈利的行為斥為無用。玩樂的瘋狂感覺能夠將踢球的大人瞬間變成正在玩耍氣球的小孩，如同一隻正在玩弄毛線球的小貓；這種瘋狂也能夠使他變成一位圍繞著足球歡快跳躍的芭蕾舞者，那足球也彷彿變得像氣球和毛線球一般輕盈，他盡情嬉戲而渾然不覺自己是在踢球，沒有動機，沒有裁判，忘卻了時間。但是這種瘋狂玩樂的感覺卻無法幫你賺取任何金錢。
玩耍變成了由少量主角表演、眾多旁觀者觀賞的演出，隨後這場演出變成了世界上最有利可圖的生意，這筆生意並非為玩耍而設，而是妨礙了玩耍。職業運動的技術控制管理給足球注入了閃電般的速度和粗野的力量，卻否定了踢球的樂趣，謀殺了球員的奇思妙想，泯滅了他們的冒險精神。
幸運的是，在足球場上你仍可以看到，即使很久才有那麼一次：一些無禮的淘氣鬼打破常規，在裁判和看臺上的擁擠人群面前，冒帶球之大不韙過掉對方的整個球隊，所有這些都是為了享受被禁閉的自由而進行的一場冒險，並從中獲得身體上的愉悅。
球迷
每週一次，球迷都從家中逃離，湧向球場。
球場裡橫幅揮舞，旌旗飄飄，人聲鼎沸，空中迴響著炮聲和鼓聲，彩屑漫天好似雨花從天而降。城市中萬人空巷，工作停頓，球場這座神廟就是一切的存在。在這個神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