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里奧市的球隊，它同另一支球隊分享著這個城市人民的崇拜。而那另一支球隊，羅薩里奧中央隊的球迷此刻正湧上街頭，同外國球隊的球迷攜手慶祝紐韋爾老夥計的失敗。
我想是奧斯瓦爾多·索里亞諾給我講了那個布宜諾斯艾利斯博卡青年隊球迷之死的故事。那位球迷用他畢生的時間來憎恨河床隊，這完全無可厚非，但是在垂死的病床上，他要求披上敵人的隊旗，這樣他就可以用他生命的最後一絲呼吸來慶祝一個敵人球迷的死亡了。
如果球迷專屬於一支球隊，為什麼球員不能專屬於一支球隊呢？很少有球迷能接受他們的偶像去一支別的球隊。更換球隊和更換工作不一樣，儘管球員確實只是一個靠自己的雙腳討生活的職業運動員。對所穿球衣的忠誠在現代足球中已不適用了，但是球迷們仍然會對離棄的罪行給予懲罰。1989年，當巴西球員貝貝託離開弗拉門戈隊到達伽馬隊的時候，一些弗拉門戈隊的球迷跑到達伽馬隊的比賽向這位叛逃者抱以噓聲。威脅像雨點一樣向他襲來，最恐怖的是里約熱內盧的一位男巫還給他貼了一道符咒，貝貝託遭受了一連串的傷病，他幾乎無法健康地踢完一場比賽，情況變得越來越糟，直到他最終決定轉會到西班牙。早些年前，阿根廷競技隊的常青樹羅伯託·佩爾菲莫轉會到了河床隊，他的忠實球迷們給了他歷史上最長最響的一次噓聲。“我意識到他們有多麼愛我了。”佩爾菲莫說道。
懷著對過往忠誠年代的留戀，球迷們也難以接受令俱樂部作出如此決定的收益計算，現在的俱樂部被迫變成了一個製造奢侈品的工廠。當經營狀況不好時，紅色的赤字就會叫嚷著犧牲掉一些公司的資產。連鎖零售業巨頭家樂福超市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聖洛倫索隊體育場的廢墟上建了一家新的門店。當這座體育場於1983年年中被推倒的時候，哭泣的球迷們抓起一把一把的灰塵放入自己的口袋。
俱樂部是球迷們唯一相信的身份證明，而很多時候隊服、隊歌和隊旗則深深地代表了對球隊傳統的認同，我們可以從球場上找到對這種傳統的表達，但是這些傳統卻是來源於那些球隊團體的歷史深處。對於加泰羅尼亞人來說，巴塞羅那隊不僅僅是一個俱樂部，它還是他們為了反抗馬德里權力中心而進行的長期民族鬥爭的象徵。自1919年以來，從沒有外國人也沒有其他地區的西班牙人為畢爾巴鄂競技隊效力過。作為巴斯克地區驕傲的堡壘，競技隊只徵召巴斯克地區的球員加入球隊，他們的球員幾乎一直來自他們自己農場的球隊。在漫長的弗朗哥*統治時期，巴塞羅那的諾坎普和畢爾巴鄂的聖馬梅斯這兩座體育場，是非法的民族主義的聖地。在那裡，加泰羅尼亞人和巴斯克人用他們自己的語言喊著、唱著、揮舞著為法令禁止的旗幟。巴斯克區旗第一次升起而沒有遭到警察的阻撓，是在足球場裡。弗朗哥死後一年，競技隊和皇家社會隊就將他們的旗幟帶上了球場。
南斯拉夫的分裂戰爭攪得世界動盪不安，在它戰場上的戰爭爆發之前，球場上的戰爭已經開始。每一次貝爾格萊德的球隊和薩格勒布的球隊相遇時，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埃西亞人的積怨就會浮上水面。球迷們宣洩著他們內心深處的激情，並且從箱底翻出過去年代的旗幟和頌歌當作戰鬥的利斧。
貝肯鮑爾的進球
1966年世界盃，德國對陣瑞士。
烏韋·席勒和弗倫茨·貝肯鮑爾一起發動了進攻，他們兩個就像桑丘·潘沙和堂吉珂德，被無形的機關發射到球場上，一前一後，左右穿插。瑞士人的整個防守變得毫無用處，貝肯鮑爾與守門員埃爾澤納形成單刀之勢，守門員往左跳起撲救，貝肯鮑爾腳踝一拐，射向右邊，球應聲入網。
貝肯鮑爾此時20歲，這是他的第一個世界盃進球，1966年之後他又作為教練或球員參加了4屆世界盃，從沒有排在三甲之外，並且兩次捧起金盃：一次是1974年作為球員；另一次是1990年作為主教練。他逆鋼筋鐵骨、力量至上的足球潮流而行，證明了優雅比戰車的力量更強大，敏捷比炮彈的穿透更銳利。
這位中場的王者，以“皇帝”的綽號聞名於世，他出生於慕尼黑的工人階層，他能夠高貴地指揮進攻和防守：在後場他的防守滴水不漏，連蚊子也飛不過去。在前場他的進攻火花四射，迅猛異常。
足球沒有眼淚
足球是戰爭的隱喻，有時會演變成真正的戰爭，這時候“突然死亡”就不再是一種決定比賽勝負的戲劇性方式了。在這些日子裡，瘋狂的球迷會佔領以前為狂熱的宗教分子、愛國人士和政治狂人所預留的地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