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打不通，我估計全國當時有好幾萬人和我一樣在焦急等待成績呢。
午夜時分，電話終於撥通，我連手都開始顫抖起來。接著我聽到一個遠遠高出我預料的分數，突然有了那種漫卷詩書喜若狂的感覺，由於太晚了又無人可分享喜悅，我連忙跑到冰箱前取紅酒喝。
這時候，電話響了。
心中一陣不祥的預感掠過，但還是硬著頭皮接了，是大陸，他語氣沉重地告訴我：“大春犧牲了。”
時間閃回凌晨一時許，大春他們配合外省警方在一家迪吧的停車場外守候一個公安部通緝的黑社會頭目，大陸看大春半邊牙齦腫得開始化膿，就說：“帥哥，行動簡單得很，搞完了去治一下，否則破了相海巖就不找你拍電視劇了。”
大春一笑。這時，犯罪嫌疑人出現了，大春第一個衝了上去。十分鐘後，大春身中數槍倒在血泊中……
幾天後，所有的報紙都登出了大春的照片和事蹟，我望著那些當初以為是大春吹牛的事情以白紙黑字的形式出現在眼前，再也抑制不住奪眶而出的淚水。
一年後，也就是二○○三年的七月一日，一九九○年殺死民警王曉楓的罪犯在北京落網，他犯事後遠去塞外，隱姓埋名，娶妻生子，一躲就是十三年。當他以為被人遺忘而約自己父母在京見面時，苦苦追尋了十三年的刑警盯上了他，儘管罪犯在殺死王曉楓時沒有講一點人道，可是抓捕小組還是在他見了父母后才收網，並沒有當著他雙親的面實施抓捕。罪犯不久被押解回晴川市，也許這正應了一句老話：正義常常遲到，可是一定會到！
罪犯伏法那天，我們把載著這一新聞的報紙朝大春長眠的方向燒掉……
大春的犧牲遠遠沖淡了自己透過司法考試的喜悅，那段時間我常常被噩夢驚醒，夢裡總是出現被子彈打穿腦袋的李亮、手被炸掉的排爆隊長以及倒在血泊中的大春……那種壓在心中的痛感讓我被驚醒後總是無法再入睡。
連續請了兩天假我都沒怎麼休息好，只好找大胖當心理醫生。這些年過來，大胖也老成多了，不再輕易說要把我腦袋開啟看看之類的渾話。
我鬱悶地問大胖：“為什麼那麼多兄弟一個個都倒下了，還有那麼多人罵我們？有時候好不容易破了大案，隨便一個負面報道就把弟兄的辛苦和烈士的犧牲全部給抹殺了呢。”
大胖拍拍我的肩膀道：“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不關你的事情你就別想那麼多了。我們這些小警察對公眾的看法是沒辦法改變的，也沒有能力和資格去影響別的警察怎麼思考，做好自己的本分就成了。”
其實我也明白大胖說的這些道理，只是自己的腦子一時別不過彎兒來，心中的那種失望和難受無法用語言來描述。我深深記得我們這些大學生剛穿上制服時的那份自豪和驕傲，也永遠忘不掉那些罵我們是狗的群眾的語氣和表情。三年了，每當和別人說出我的警察身份，看到的多是畏懼、驚歎、輕蔑或者有距離的客氣，卻很少從別人的眼神裡讀到對這個行業的尊重。
下午還要趕回去上班，臨走的時候，大胖對我說：“我聽說大春是倒在自己人槍口下的，具體細節我不清楚，你可以找個知情人問問。”
我吃了一驚，馬上給大飛掛了電話，這小子是記者，這方面的訊息應該最靈通。大飛在電話裡支吾了半天，顯然是說話不大方便。我知道他這會兒可能正在開會，又去問當天的當事人大陸，大陸這兩天已經把嗓子都哭啞了，哽咽了半天都沒把話說清楚，但我從他斷斷續續的敘述中也聽出了事情的來龍去脈。
那天晚上，由於擔心罪犯有槍，幾個外地來的同志在衝上去的時候已經把子彈上了膛，大春衝在最前面，迎頭就把罪犯撲倒在地。
罪犯在地上拼命反抗，一隻手順勢就往腰裡掏傢伙，幾個外地民警看著情況不對也衝上去摁頭的摁頭，摁腳的摁腳。混亂中一個民警手裡的槍走了火，三顆子彈穿胸而入，把大春當場打倒在地。
大陸一邊抽泣一邊問我：“聽他們說，給大春報烈士的材料在省廳被壓著了，你們對規章熟悉一些，你說，被自己人給打死的能不能被評為烈士啊？”我拿著電話愣了半天，怎麼也給不出個確切的答覆，因為大春的犧牲畢竟是一次意外，但是倒在自己人槍口下和倒在罪犯槍口下區別有那麼大嗎？任何一個民警迎著危險衝上去的時候，他們是絕對不會計較自己倒在誰的槍口下的，我語氣堅決地對大陸：“我不知道廳裡會怎麼處理這件事情，大春以前冒過那麼多次危險，抓獲過那麼多罪犯，卻一次功也沒立過，這次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