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頭版就瞥到“公安”二字，我暗罵：“這小子現在居然還混一頭版頭條啊。”可是再認真一看標題、作者和內容，我的臉瞬間就變了顏色。
報紙那篇文章不是大飛寫的，而且標題一看就是在質問本市的警方，標題右側還附了一張被毆打過的人的照片。文章內容主要是陳述這樣一件事：
一名民政局的幹部坐公共汽車回家，在車上因為一點小事和女售票員吵起嘴來，雙方越吵越厲害，直到車開到終點那名幹部才氣憤地下車離去。誰知道還沒走多遠，四個大漢就從後面衝了過來，把這名幹部按在地上拳打腳踢，那幹部倒也機靈，一邊遮著腦袋躲避打擊一邊留意看著毆打他的那幾個人的樣貌。
幾個人揚長而去後，那位幹部捂著傷口直奔附近的派出所去報案。那天派出所正好有很多人辦戶籍遷移，門口排了很長的隊，值班民警見他傷得不輕，叫他坐著休息一會兒，然後去叫人過來做筆錄。那名幹部坐著四下張望，突然留意到了派出所門口貼的警務公開欄，上面貼著全所民警的照片。他突然掃到一張彷彿熟悉的面孔，定睛一看，其中一個正是十幾分鍾前參與毆打他的大漢之一。那幹部迅速記下那名民警的名字，然後悄悄地溜走了。
到醫院後，那位幹部馬上給日報的記者掛了電話，《晴川日報》的幾名記者迅速趕到醫院，拍照，詢問情況，並越過市局直接給省廳的警務督察部門打了電話。
報紙雖然沒有直接說那位民警就是打人者，但每句話都暗含深意，而受害者也是言之鑿鑿，彷彿已經確定那位民警就是打人的兇手。報紙最後指出，省廳督察部門表示將嚴查此案，一定給被毆打的群眾一個說法，讓打人兇手受到紀律的嚴懲。
報紙上點出了那名涉嫌打人的民警的名字，是我們的好兄弟——二胖。
二胖的手機一天都關著的，下班後召集大胖、早早和大飛等人去他家，迎面就遇到了鐵將軍把門。隔壁的大媽問我們找誰，我說：“我們是二胖的同事，找他有點事。”
那大媽馬上就變了臉色，說：“哦，原來是找那個打人的警察啊，平時看著挺和氣的一人，怎麼打起老百姓來那麼兇啊。”接著扭頭就走，坐在板凳上和一幫婆姨指著我們這幫哥們兒嘀咕起來。
我和大胖他們面面相覷，不知道該怎麼辦。大胖想了想，道：“軟的不成，咱們來硬的。”然後用力地砸起鐵門，一邊砸一邊喊著：“二胖，你他媽還刑警呢，是不是男人啊？是男人的話就把門開啟，我們所有的兄弟都不相信你會去打人，你有什麼委屈給我說啊！大飛可以幫你出材料，三胖可以幫你出主意，早早幫你翻譯成外語，需要打架我幫你上！”
我見大胖已經激動得開始胡言亂語了，就讓大飛把他拉開，自己在一旁說道：“二胖，出來吧，這個時候你不靠我們靠誰，組織不相信你，媒體不相信你，我們還不相信你嗎？你告訴我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門開了。
二胖一臉憔悴地望著我們，說道：“兄弟們，我真的比當年的竇娥還冤枉啊！”大家走進屋裡，讓二胖慢慢說。二胖告訴我們， 九號晚上，自己和同事們一起到鄉下去抓捕一個逃犯，由於訊息不準確，在村子裡折騰了一夜才無功而返。第二天早上一回所就直接跑到值班室裡補覺。一覺醒來，都已經是下午四點了。
而受害者被打的時間正好是六月十日上午十點半。那時候，二胖正睡得酣呢。二胖委屈地說：“我今天一去上班就愣了，發現大家看我的眼神都不對勁。省廳督察隊的人就在我辦公室等我，把我像犯罪嫌疑人一樣盤問了一上午，那種委屈我可是一輩子沒受過。過去的老師和同學看了報紙也紛紛打電話問我是怎麼回事，我怎麼可能說得清楚啊，你們說這報紙怎麼不加核實就給登了出去啊！”
大家一起看著大飛，大飛說：“按程式他們登這個是要和我們宣傳處打個招呼的，現在既不打招呼也不加核實，顯然是為了搶獨家新聞而信了那個受害者的一面之詞。”大家一起罵記者沒有職業道德，但是又想不出有用的解決辦法。
這個時候我突然想到一點，忙說：“現在要想證明二胖是清白的只可能有兩種途徑：第一，證明二胖整個上午都在值班室睡覺，沒有離開；第二，馬上把那個女售票員找到，按常理人肯定是她叫的，找到她就能找到打人的傢伙，把那幾個人一逮到不就證明跟你沒關係了？”
二胖欣喜地說：“對啊，我們領導也是這麼說的，其實我們所的同志還是很相信我的，也在幫我想辦法。最受不了的就是外面那些人的眼光，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