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一千來塊錢，送完人情錢也沒多少了，憑什麼要我們用生活費的五分之一去救助別人，而且我還不知道這些錢是怎麼扶貧了呢！”我也對這些硬性攤派早就不滿了，發起了牢騷：“授人以魚不如授之以漁，一味地捐助總得拿出點實際措施吧，每年都捐，鬼知道這錢做什麼用了。再說我們掏了錢總得告訴我們這筆錢的具體用途吧，不能光用一句扶貧就把咱們全打發了。”
內勤大姐一看我們這態度也急了，問：“這錢你們還交不交啊？”我回答道：“不交。要是在樓下襬個捐款箱寫明去年捐款的用途和流向，然後說明廣大民警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捐助，我二話不說就把這兩百塊捐出去。像這樣的攤派我就是不交了，今年不交明年也不交。”大軍一看我擺出這陣勢也來了神，連忙把剛掏出來的錢又放回去，聲稱自己也不交這錢了。
第二天上班的時候，江科長大發雷霆，說我們幾個帶頭不捐款的拖了法制科的後腿。大軍見狀忙不迭地把錢給交了，我還是擺出那套理論，聲稱只要告訴我咱們捐款的具體用途我就把這筆錢給捐出去。下午，我被政治處主任叫上樓，主任倒是沒衝我發火，先是招呼我坐下，然後說：“聽你們領導反映你拒絕交捐款，是嗎？”我點點頭。
主任說：“你不想交當然有你的理由，不過按照有關規定，拒絕交款的民警必須出示戶口所在地居委會開具的證明，證明你們家庭總收入在六百元以下，或者有下崗職工或長期臥病在床的病人，否則處裡會幫你把你的那份捐助墊了，然後從你下個月工資裡面扣。”我當時就傻了眼，心想這招夠毒的，不過樓下那麼多年輕民警都看著我，我總不能當場乖乖地屈服掏腰包了吧。我向主任點頭道別，丟下一句：“我回頭問問我媽下崗沒有。”就退了出去。
一到樓下，旁邊幾個辦公室的同事紛紛朝我鼓掌，我也好像有點為民請命的英雄的意思了，連連向大家拱手。一邊走我一邊想，要是處裡真把我下個月工資給扣了，我該採取什麼救濟方式，比如請求行政複議什麼的，可惜想來想去答案只有倆字：“沒門！”
正躊躇間內勤大姐一拍我肩膀：“傻小子別想了，大軍已經幫你把錢交了！你就別再當什麼民主鬥士了。”我憤怒地看了大軍一眼，大軍衝我尷尬地一笑，道：“你自己說何必呢？那兩百塊你橫豎得出的，把自己搞成個惡人可划不來。”周圍的同事見無熱鬧可看便紛紛散去，我只好悻悻地把兩百塊錢還給大軍。
晚上向已調到省廳經偵總隊的黎科長彙報近期的思想動態時隨口提了下這件事情，黎科長在電話裡好好數落了我一頓：“你小子被分離的教訓還不深刻啊，怎麼又當起出頭鳥來？你那點屁道理別人就不懂啊？為什麼別人把錢交了你偏要蹦出來，白白給人當了笑柄和談資！”
我不敢還嘴，繼續聆聽訓示，黎科長接著說：“一個規章再不合理，你可以透過適當的途徑反映，不要一時圖個痛快為出風頭就什麼都不管不顧了，尤其是在公安這種紀律部隊。我看啊，你這種性格還是不適合在機關呆。”
我辯解道：“我承認自己是有點頭腦發昏，但是遇到這樣的事情的確需要一個人站出來，大家都保持沉默那我們的權益以後誰來維護啊？”
黎科長懶得再駁斥我，詢問我考博士的事情，我把自己決定考去北京的想法都和他說了，他很支援我，認為既然已經有了四年的司法實踐，有必要把實踐和理論一起沉澱起來，爭取有所昇華。
“但是如果你真考上了，還會回到隊伍裡面來麼？”黎科長最後說，“其實我們很希望你們這些既有實踐經驗又瞭解基層的年輕人學有所成後再回來，給公安隊伍注入新鮮有力量的血液。”
我告訴他，自己也很捨不得脫下制服，四年了，從偶然地考入警隊到現在被授予種種榮譽，我已經在心裡漸漸結了一份厚重的警察情結，即使暫時離開，我也十分希望有一天能重新套上那身國際藍，再和戰友們並肩作戰。
莊偉他們隊由於跑了犯罪嫌疑人把年底的先進給丟了，隊長下令他們不惜代價把人給抓回來，所以這段時間他們輪班在外蹲點守候，雖然是分內的事情，但是冰天雪地的，有幾個偵查員不免抱怨幾聲，莊偉聽到了就更是低著頭不說話，埋頭裝著整理材料。
二○○二年的平安夜，正趕上老潘他們隊出去守點，我搭了他們的便車下班。路上大家談起以前合夥辦過的案子很是熱鬧，老潘也是邊開車邊不時和我們開玩笑，一不小心車不僅撞了紅燈還壓了黃線。路旁值勤的交警馬上把我們的車攔了下來。
老潘掏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