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地方大學的畢業生。
五月九日中午，電視螢幕上一出現那些高舉巨大的橫幅、標語、旗幟，在激昂的口號中整齊行進的學生，大家都禁不住哭了。學校裡開始醞釀著遊行，大三的師弟來勸我參加，我說參加可以，但不做組織工作。
由於京滬那邊已經先期舉行了抗議北約霸權的學生遊行，我們的申請很快就被批准。做好條幅，開完聲討大會，我們就上街了。
遊行之初，隊伍尚稱得上井然有序，周邊幾所高校的學生也陸續加入了隊伍，我們扛著旗幟喊著口號一路往F國領事館行進。周圍的群眾也不時投來讚許的目光，幾輛警車隔著老遠跟著，不是為了阻擋我們，而是把一些打算混進來鬧事的閒雜人等趕開。於是我們的自我感覺更加良好，欣欣然間覺得也承繼了些五四的遺風。
經過一家麥當勞時，不知道是誰喊了一嗓子：“這可都是美帝國主義的在華產業呀！”於是隊伍出現了分流，一部分師弟吶喊著衝了進去，坐定後大拍著桌子要裡面的服務員給我們供應漢堡、雞翅和飲料，有人開玩笑說向美國佬索賠時這一部分錢就算抵消了，人群一陣鬨笑。
快餐店的經理用意味深長的目光審視了一下我們這些在五分鐘前還彷彿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天之驕子，然後示意員工把漢堡和可樂端給我們，畢竟新聞中已經報道了成都的學生砸毀當地外資快餐店的事件。
這一刻，我突然覺得很羞恥，這難道就是我們遊行的意義所在麼？如果真是如此那和那些砸搶的暴徒又有何異，只不過我頭上頂著一個“愛國”的光環，顯得不那麼赤裸裸罷了。我把校旗往地上一丟，說：“老子不牽這個頭了，你們誰愛拿誰拿。”幾個師弟忙問我到底被誰招著惹著了，我指著校旗對他們說：“我丟不起這個人。”
隊伍到達F國領事館門口時，這裡已經聚集了上千人，大批的防暴警察開了過來，學生們明知道他們也是例行公事，可大流總是要隨的，於是高喊著口號一陣陣起鬨。
警察們表情肅穆地排成人牆，阻擋人流繼續向前推進。無數墨水瓶子越過人群砸向他們，由於怕激化矛盾，墨水瓶多數都在他們身後的牆壁上裂開，但飛濺的墨汁依然有不少落在他們身上……
在吶喊的聲嘶力竭、口乾舌燥後，人群漸漸散去。清點人數時，不見了同學安翔，正著急時這小子一路搖頭晃腦地跑了回來，問他做什麼去了，他一邊喘著粗氣一邊說：“光喊口號解什麼氣啊，我去停車場把那幫洋鬼子的車輪子全給卸了。”大家紛紛指責安翔此行有失咱中華禮儀之邦的體統，安翔答道：“屁！我這還算客氣的，路邊那幾個科技大學的小子把警車的車燈都給砸了，警察們坐在裡頭連屁都沒放一個。”
五月還沒過完，大家已彷彿淡忘了月初的那些轟轟烈烈，打出“抵制美貨，除了計算機”的橫幅的同學們照樣為NIKE的每一次大減價而趨之若鶩；肯德基、星巴克依然是窮學生們約會的首選；被拒絕赴美簽證的同學紛紛去新東方諮詢新局勢下的簽證技巧，個別投機者甚至跑到系裡去開學潮時自己不在學校的證明……
四年後，一位《人民日報》社的主任編輯在其著作中這樣評價我們這一代大學生：“這些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出生的年輕人已經長大成人，他們既不肯領會‘容忍’之境，也不願承擔‘自由’之累。年輕人白天說說‘民主’或者什麼價值觀念，有時候還會參加抗議外辱的遊行，甚至扔幾塊石頭表示義憤，態度十分認真。不過，他們投身理想的時候，不像他們的父輩那樣專注和發自內心，又幾乎完全不懂其中的含義。到了晚上，便回到燈下發奮苦讀，去網際網路上查閱國內行業工資、國外大學排名，把攻克英語的熱情從‘託福’轉向‘雅思’。這時候他們往往顯示出更加精確的判斷力，相信實現夢想的道路就在這白熾燈下，而非街頭政治。”
六月二十五日，我畢業了。在火車站含淚送完最後一批遠行的同學，我最後一次打掃了自己的寢室。提著行李出門時，我狠狠地再回頭看了一眼空蕩蕩的房間，我知道，我的大學生涯或許就這樣一去不回頭了。
七月十七日，按約定的時間到市局政治部籤協議。幹部處的大哥通知我，為了保證我們能迅速熟悉公安業務、勝任警察工作，新分來的這批大學生必須接受三個月的封閉性崗前培訓，由特警大隊和警官學校選派優秀教官對我們進行訓練。
由於第二天就要到警官學校報到，當晚我只好到一個做電器生意的高中同學家借宿，同學的家也不寬敞，我便主動提出睡在店鋪二樓的倉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