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認為請外人送貨不大安全，就讓我在技校辦了退學手續，專門負責給各個客戶送貨。”
我越聽越心寒，心想這媽媽還真是利慾薰心了，本來是想靠製假供兒子讀書的，沒想到居然為了錢把兒子拉下了水，搞得連學也不上了。我走到隔壁房間看阿金的審訊情況，主審偵查員小范告訴我，阿金本來是打算咬緊牙關什麼也不說，聽說她兒子可能也要被關起來頓時慌了神，連忙要把所有的責任攬在自己身上。我往屋裡瞄了瞄，看見阿金正一邊抽泣著一邊向一個女偵查員交待問題。每說一句話都抬頭問一聲：“是不是我全部說了就可以放了我兒子？”
“唉，可憐天下父母心。”小范看著我嘆了口氣，問道：“你說會把那小子關起來麼？”我思索了一會兒，告訴他：“他已經十八歲了，早夠了刑事責任年齡，而且對他母親製假的事實全部是明知的，自己也直接參與了價值上萬元的貨物的運輸，每個月還固定領兩千塊錢，你自己說能不構成從犯麼？”小范苦笑一下，說這孩子還真是完全被他媽給坑了。我心想：“誰都不怪，就怪一個貪字，因為貪心毀掉了自己和孩子的前程，因為貪心就把別人的健康不當回事。有多少家庭是用那浸泡了無數細菌的‘醋’炒菜做飯的啊，更別說餐館了。”
一晃眼已經是第二天清晨，分管處長聽取了辦案人和我的意見，決定正式刑事拘留阿金和她兒子。我們打電話叫來了阿金的前夫，告訴他事情的原委，並讓他負責給阿金母子買好備用的被褥。那男的好像沒聽到我們的話，一個勁地追問莫隊長：“他們這些年到底賺了多少錢，你們要分給我多少？我最起碼應該有三分之一吧！”我看著那傢伙，心裡像吞了個蒼蠅般噁心，真想當面給他一個大耳刮子，莫隊長也很生氣，讓那傢伙在家屬通知書上籤完字就打發他走了。我想，真要讓阿金和她兒子見到這一幕，那可真是活活在傷口上撒把鹽。
阿金一聽到兒子也要被關進看守所，開始捶胸頓足地大哭，再三央求我們放了她兒子，大家只好把她先控制起來，但是整個樓道仍然迴盪著她那撕心裂肺的哭聲，連我都覺得很不好受，有點心頭不忍。
莫隊長拍拍我肩膀對我說：“怎麼，開始同情他們了吧。”我點點頭。莫隊長道：“小夥子，經偵部門和別的部門不一樣，你面對的不是強姦、殺人和放火一類的惡性犯罪，很多人可能只是因為觸犯了國家的行政管制就得被抓起來，他們大都會讓我們覺得恨不起來。現在這一對兒造假調料害人你還覺得可氣，將來你還會遇到非法經營的、逃稅騙匯的那些傢伙，可能都和你一樣受過高等教育，可能就是你身邊交往的朋友，你能因為他們不可恨就對他們手軟嗎？”
我無奈地笑笑：“是啊，我們是執法者，不管他們做這些事情的主觀目的是口還是求學，只要他們的行為觸犯了刑法，就必然得承受國家對他們的行為進行的否定評價，得負擔起責任。”“這就對了，我說不出你那麼高深的話，但我知道，雖然老百姓都罵我們警察是狗，但我們頂多是法律的看門狗，誰違反了法律，咱們就咬誰！”莫隊長說完後，搖搖頭，去安排押送的人員和車輛去了。
回去的路上，我邊走邊想，到底是什麼力量使得阿金和她丈夫在面對金錢的時候扭曲了人性，或許在經偵部門以後的日子裡會有更多事例給我答案。
經過這件案子後，我和偵查大隊的同志們也混熟了，除了常陪他們加班外，也時常和他們就工作中遇到的一些法律問題進行探討。常常以為自己掌握的很熟悉的理論，一旦和偵查實踐碰撞就會不斷有新問題冒出來，促使我不得不努力去思考和求解。
一次，一家生產機床的公司發生了工程師侵犯該公司商業秘密的案子，總經理親自來向我們報案。當時類似案子本市還未出現過，也沒有先例可循。為了搞清專利和商業秘密的界定、客戶資料的性質、技術圖紙的公開性等問題我專門利用下班時間在書店查詢資料，還自己掏腰包買了四百多塊錢的智慧財產權法專著，每天晚上就在家裡加班苦讀，直到把自己弄成商業秘密法規方面的半個“專家”。雖然案子最後由於證據不足未能繼續下去，可我的確由此學到很多東西。
那時候對經偵工作真的是激情燃燒，完全是把工作當成事業來做了。
其實打假也不是完全無趣的事情，有次我們抓了幾個賣假冒某知名品牌洗髮水的小販，但是如果按銷售假冒註冊商標商品罪定罪，其銷售數額又不夠，只好拿去做品質鑑定，打算以涉嫌銷售假冒偽劣產品罪拘留他們，鑑定結果一出來，居然假洗髮水比真的質量還好。我們一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