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的約束和國際輿論的壓力。
而國聯也正如蔣所預感的那樣，對日本沒能施以強硬的制裁。
9月22日，應中國代表施肇基的請求，國聯在日內瓦召開緊急會議，討論中國“東北事變”。會議雖然明確要求日本撤兵，但對日本的譴責卻是軟弱無力，致使久已對列強分贓不均而深為不滿的日本根本未予理睬，反而使日本突然窺透了國聯的底牌。1931年秋冬，戰火更加不可遏制地在中國東北擴大開來。
當時的國聯並不像人們日後評論的那樣，20、30年代在國際上還是叫得很響的，並不比今天的聯合國遜色多少。一次大戰結束後，人類突然為戰爭所帶來的災難所震撼。為制止戰爭，解決國與國之間的衝突，為弱國主持公道，國際聯盟誕生了。當時號稱“萬國聯合”，參加國有60多個，日本是6個常任理事國之一。
貧弱的中國當時雖是成員國，但影響相當有限。所以要靠這樣一個鬆散的組織替中國來主持公道，的確有些近乎天方夜潭。連當時的武夫軍閥韓復榘都認識到“弱國無外交”，蔣介石不可能不知道這其中的道理。事實上，早在10年前他第三次亡命日本時，就十分清楚強、弱國之間的關係。他在他自己主辦的《軍聲》雜誌發刊詞中曾寫道：“……西人有言曰：‘兩平等之國，論公理，不論強權；兩不平等之國，論權力，不論公理。，是則俾斯麥所倡之鐵血主義，正我國人所當奉為良師者也。”
但有一點實實在在地影響了蔣，那就是當時世界上的兩個巨人，英國和美國。英國當時的殖民地遍佈世界，號稱“日不落帝國”，而且是國聯的發起國，對世界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而美國，作為新興的強國，是國聯和世界爭取的物件，在國聯有著特殊的地位。這就使終日憂於自身地位較弱的蔣介石對其產生了強烈的依賴心理，直到幾十年後逃到臺灣，他的這種觀點也沒變，但唯利益為一切的美英卻對他總是若即若離，僅僅是利用而已。
“九·一八”事變初期，美英等國的態度，決定了國聯不可能對制止日本的入侵有太大的作為。當時兩國在東北，甚至華北並沒有太多的利益，日本進兵北方，對他們影響並不大。相反，他們倒一直企盼著日本在東北得手後，能與蘇聯發生戰爭，以日本來削弱他們所仇視的蘇聯。這與數年後他們綏靖德國，企圖嫁戰禍於蘇聯同出一轍。但無論當時的日本人，還是日後的德國人，都巧妙地利用了他們，在軍事上、政治上撈足了便宜。
日本畢竟師出無名，資源的匱乏也使其一時離不開國際社會，在不到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日本當然不會與這些列強撕破面皮。於是精明的日本人便開始在外交、貿易上做一些細小的讓步，以取悅美英。果然，嚐到甜頭的這些列強態度發生了變化，國聯譴責日本的調子始終高不起來。
1932年10月2日，國聯調查團經過近1年的實地調查後，在南京、東京、日內瓦同時向世界公佈了調查報告書。此前，國聯在中國代表的一再敦促下，組成了國聯調查團，由英國爵士李頓為團長，包括美國將軍麥考易、法國將軍克勞德、德國博士希尼、義大利伯爵馬柯迪等人。這一調查團在中國曾受到蔣介石及幾乎整個國民黨軍政要員的歡迎和款待，它曾給蔣帶去過希望之光。
蔣介石越看報告書，臉色越是難看，閱畢，氣得他抓起報告書大罵道：“這是主持公道？娘希匹！一年來，我國軍人含憤忍痛，一再退讓，打則任打，殺則任殺，如此大度之表現，還不足昭示人心於天下？良心喪盡，公理喪盡！”
他覺得滿腹委屈，一腔憤恨。一年來，他頂著國內外狂風暴雨般的壓力，一切依靠國聯，一切聽從國聯，致使他丟土失地，軍隊威名掃地，國家不像國家，到頭來卻換來這紙既指明日本為侵略者，又要維持中國現狀的各打五十大板的報告書，他有種被耍弄、被出賣的感覺。
他早該有所醒悟。“九·一八”事變後不久，他的外籍顧問和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的一些有識之土曾多次提醒過他，國聯僅僅是個連決議也無法強制實行的鬆散聯盟，要靠它來最終解決中日爭端，使日本遵守決議根本不可能。更何況日本歷來言而無信，對中國野心勃勃，即使國聯決議譴責，令日本撤兵，也未必會有什麼結果。逼急了，日本退出國聯，任你譴責、抗議，也只有徒自負氣，於事無補。果然不幸而言中，日後事態的發展正是如此。
1933年2月6日，國聯19國委員會透過決議，不承認日本用刺刀扶殖起來的偽滿洲國。日本政府於20日舉行緊急內閣會議，表示在中國東北決不退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