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服用大劑量的藥，為你美麗、蒼白的臉龐增添一些顏色。”“醫生”又來了！她平靜地進入夢鄉。但只過了幾分鐘，她又醒了過來，睜眼一看，醫生不見了。
“噢，斯汀戈，我記得很清楚，有相當一段時間我感到很痛苦。你瞧，這多奇怪！我甚至還不認識他，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姓名！我僅僅和他相處了一個小時，或許還要更短一些。現在他走了，我卻有了一種傷痛。這傷痛很深很深，我惟恐他不再回來，害怕他會永遠離去。這就像失去一個很親的親人的那種感覺。”
一種羅曼蒂克的幻想出現在腦海裡，我忍不住問她是否陷入了情網。我問，這是不是就是人們常說的那種奇妙的一見鍾情呢？
蘇菲說：“不，我不太肯定——但那時不會是愛，我想不是的。不過，也差不多吧。”她頓了一頓，又說：“我也不知道，發生這種事真是太愚蠢了。這怎麼可能呢？與一個男人相處不過四十五分鐘，而他離開後，竟然會產生空虛的感覺！我真是瘋了！你不這樣認為嗎？我瘋了似的想他回來，簡直想極了。”
我們倆的午餐是一種隨意挪動的野餐，在希望公園的每一個陽光充足或陰涼避光的角落裡，都留下了我們的足跡。我已記不清我和蘇菲一起共享過多少次這樣的野餐——肯定有六七次，或許更多一些。也記不清我們曾在哪些岩石的縫隙、僻靜的幽谷和無人的小徑旁，開啟浸透油漬的牛皮紙袋，擺上半品脫裝的海豹牌牛奶和那本《奧斯卡·威廉姆斯美國詩集》。我試圖為蘇菲補上在詩歌方面的正規教育，正如幾個月前那位胖胖的斯坦老師所做的那樣。這本詩整合了我們的教材，裡面的許多書頁已印上手指印，並且還折了角。只有一個地方讓我記憶猶新。我清楚地記得，那是一個綠草茂密、延伸到一個湖中的半島，平時無人光顧。那裡有一群天鵝，大約六隻左右，看上去十分好鬥。它們在蘆葦叢中潛行，不時搖搖擺擺來到草地，到處東張西望，喉嚨裡發出嘶啞的叫聲，爭相搶吃著我們掉在草坪上的麵包屑和別的食物。有一隻母天鵝個頭很小，不像別的天鵝那麼敏捷，眼睛還受了傷——毫無疑問，那是布魯克林某個兇殘的兩足動物的戰果，這使它帶有一種盲眼的淡然神態。這讓蘇菲想起了住在洛茲的表兄泰德烏茲，他十三歲時便患白血病死了。
我無法進行這種擬人的想象，自然無法理解一隻天鵝怎麼會與人相似。但蘇菲發誓說他們像得要命，並開始叫它泰德烏茲。她從紙袋裡揀出碎麵包屑向它扔去，一邊用波蘭語對它小聲咕噥著什麼。我還從未見到蘇菲發牌氣，但她被其他天鵝專橫、霸道的行為和貪得無厭的樣子激怒了。她用波蘭語衝著那隻肥大的天鵝詛咒著，威嚇著，以使泰德烏茲能吃到更多的殘渣剩食。她如此強烈的舉動令我吃驚。那時，我沒有——也不可能把對弱者的保護與她的過去聯絡起來，但她為泰德烏茲的所做的一切既可笑又令人吃驚。儘管如此，我描繪這幅“蘇菲與天鵝”畫面還有著別的也是個人的動機。我現在才明白，在那個“半島”，那個夏日的午後，發生了這小小的一幕後，當落日的餘暉照耀著我們身後的海灣大橋和孟桑赫山崗時，蘇菲用一種混雜著希望與絕望、但多半是絕望的聲音，向我講起了她與內森在最近那些令人震驚的歲月裡發生的一些事情；她崇拜他（即使她對我訴說時仍然這樣），把他看作救命恩人；但同時，他也正在將她領上毀滅之路……
那天，一小時後，他又回到她的房間。這讓她鬆了一口大氣。他來到她的床前，用那雙溫柔的眼睛又一次盯著她說：“我想讓你去見見我哥哥，好嗎？我剛才去打了幾個電話。”
她有些摸不著頭腦。他在她身邊坐下。“你為什麼要帶我去見你哥哥？”她問。
“我哥哥是醫生，”他回答說，“一個最棒的醫生。他能幫助你。”
“可是你……”她欲言又止，“我以為……”
“你以為我是醫生？”他說，“不，我是個生物學家。你現在感覺如何？”
“好些了，”她說，“好多了。”這是真的。她的確好多了，她想是因為他的出現。
他帶來一個雜物袋。他開啟它，麻利地把裡面的東西一一取出，然後放在她床頭的一個平板上。她平時用這平板作餐檯的。“喏，這是吃的。”她聽見他說。她咯咯地笑了起來，因為他又開始逗樂。他突然用一種意味深長的華麗的依地語，一邊擺放一邊唸叨著那些瓶瓶罐罐的名稱，臉上是弗蘭特布西老店員般的表情，木訥無神，神經兮兮。他讓她想起了丹尼·凱茨（她看過許多次，是她所看過的電影中讓她著迷的極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