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內森呢？”我問。
“他也走了，但他說他還要回來。這瘋狗！你覺得我應該叫警察嗎？”
“不，不！”我趕緊說，“看在上帝的份上，別叫警察！”我想了一下，又說，“我馬上回來。你先設法找到蘇菲。”
我結束通話電話，站在那兒怔怔地發呆。這時傑克也下樓來了，我和他一起喝咖啡，設法讓自己鎮定下來。此前我對他講過蘇菲和內森以及發生在他們之間的蠢事，但輕描淡寫，只是一個大概。現在我感覺有必要馬上告訴他一些更痛苦的細節。他馬上對我說，這不關我的事。“你應該給他哥哥打電話。”他堅持說。
“當然，”我說。我又跑到電話機旁，可勞瑞的秘書告訴我，勞瑞正在多倫多參加一個學術會議，他的妻子和他在一起。在噴氣飛機還未出現的那個落後年代時，多倫多像東京一樣遙遠。我絕望地呻吟了一聲。我剛掛上電話，電話鈴又響了起來。又是芬克，我以前經常咒罵他那遁者的舉止，可現在我卻要好好感謝他了。
“我剛剛得到蘇菲的訊息。”他說。
“她在哪兒？”我大叫起來。
“她在那個波蘭醫生那兒。但現在不在了，她去醫院給她的胳膊拍X光片。她說內森可能把它打斷了，這狗孃養的。但她希望你能回來，她會一直呆在醫生的辦公室裡直到你去那兒。”於是我立即動身回去。
對大多數正值青春年少的人來說，二十二歲這個年齡充滿焦慮。我現在意識到，在那個年紀我是多麼反叛，不安分，內心充滿困擾，但寫作使我安全地控制了這種嚴重而危險的感情痛苦。它成為我宣瀉煩惱與痛苦的工具。當然，還不止這些，但它至少是感情的載體，這便是我像愛護自己最脆弱的東西一樣愛護它的原因。然而，我仍然十分脆弱；我用以包裹自己的鎧甲仍有裂縫，吉爾凱郭爾的恐懼仍不時襲擊我。那天下午，我匆匆離開傑克·布郎趕去尋找蘇菲時，正處在這樣一種狀態：極端的脆弱，無助，忍受著自我厭惡的折磨。坐在從新澤西開往曼哈頓的公共汽車上，我完全被一種無法言喻的恐懼情緒所困擾，無精打采，大腦因極度緊張而一片渾沌，使我對即將到來的與蘇菲和內森的見面不寒戰慄。我在瑪麗·愛莉斯身上的失敗（我甚至沒對她說一聲“再見”）使得我的男子氣蕩然無存，以至於我沮喪地懷疑這麼多年來我一直在性傾向上自我欺騙。當公共汽車駛近弗特里時，我在一家汽車餐館的鏡子裡瞥見了一張蒼白、沮喪的臉。我閉上眼睛，想象著即將來臨的恐懼。
到達位於布魯克林鬧市區的布萊克斯托克診所時已近下午五點。看來已過了下班時間，接待室裡空空蕩蕩的，只剩下那個骨瘦如柴的和蘇菲交替換班的老處女。她告訴我說，蘇菲早晨就出去了，去拍X光片還未回來，不過應該快回來了。她請我坐下來等她，而我寧願站著。我心神不寧地在房間裡來回踱步，這時才吃驚地發現這間房間粉刷得——或者說淹沒在我有生以來從未見過的最可怕的深紫色中，牆壁和天花板全被漆成了紫紅色。蘇菲怎麼能忍受在這麼一種房間裡日復一日地工作呢？蘇菲曾告訴過我，布萊克斯托克在聖·阿本的家也是這麼裝飾的。我想這個瘋狂的裝飾者是否就是已故的希爾維亞。她的照片鑲著黑框，在一面牆上溫和地笑著。還有一些照片四處散放著，其中不少是布萊克斯托克與大眾文化名人們的合影：與愛迪·肯託、克勞夫·沃倫、謝爾曼·彼林斯利、鮑司市長、沃爾特·溫切爾的合影，甚至與安德魯斯三姐妹的合影，三姐妹濃密的頭髮像巨大的花束一般把他的臉團團圍住。我的情緒緊張不安，這些愉快的照片將我帶入令人沮喪的痛苦深淵。我祈盼著蘇菲趕快回來，以解除我的憂慮。正在此時，她從門口走了進來。
哦，我可憐的蘇菲。她兩眼空蕩蕩的，顯得十分疲倦，臉上的面板顯出病態的顏色；但最主要的是，她看上去很蒼老，像一個四十歲的女人。我輕輕將她摟住，我們就這樣一句話沒說站了好一會兒。她沒有哭。終於，我看著她問：“你的胳膊，怎麼樣了？”
“它沒斷，”她回答說，“只是碰傷了。”
“感謝上帝。”我說，又問，“他在哪兒？”
“我不知道。”她咕噥著，搖著頭，“我不知道。”
“讓我們來想想辦法！”我說，“我們得想辦法讓他處於某種監護之中，這樣他就不會傷害你了。”我停了一下，意識到這話的無用，同時一股強烈的內疚感襲上心頭。“我應該在這兒的，”我叫道，“我不該離開的。我可能已經——”
蘇菲打斷我，說：“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