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到我剛才觀看火災的窗戶邊凝望著遠處。她沉默著，我看著她的側影。她仍陷於深深的回憶之中。她望著閃著微微火光的天邊，聽著屋簷下鴿子的咕咕叫聲，以及遠處人們救火的隱約的喧囂聲。教堂的鐘又敲響了：四點鐘。
蘇菲終於又開口說了起來：“到奧斯威辛的第二年，我以前告訴過你，納粹抓住了汪娜，拷打她，折磨她，最後把她吊在架子上，讓她慢慢乾死。聽到這個訊息後，我常常想起她，但經常想到華沙的這個晚上。那天，費爾德森和他的同伴走後，她坐在桌旁，把臉埋在胳膊裡，完全崩潰了。她哭了。我以前從未見過她哭。真怪。我想她一向認為哭泣是軟弱的表現。記得我當時靠近她，撫著她的肩頭看著她哭。她這麼年輕，和我一樣年輕，卻這麼勇敢。
“她是個同性戀，斯汀戈。不過現在也沒什麼關係了，就是那時也無所謂。但我想，在我將這麼多的事告訴你之後，你也許想要知道。我們在一起睡過一兩次——我可能也對你說過，但那不意味著什麼。她對那事懂得很多，我……唔，我並沒有回應她，所以她從不強迫我，也絕不生氣什麼的。我愛她，因為她比我堅強，比我勇敢。
“正如我所說的，她預告了自己的死亡，我的死亡，還有我孩子的死亡。她就這樣趴在桌上睡著了。我不想驚動她。我仍想著她剛才所說的那些死去的孩子的事，還有那些照片——突然掉入一種前所未有的驚恐之中。我曾多次有過這種類似死亡的感覺。我走進孩子們的房間，他們仍睡著。汪娜的話壓得我完全崩潰了。我做了一件不應該做的事——我弄醒吉恩和伊娃，把他們抱在懷裡。他們醒了，迷迷糊糊地咕噥著什麼，那麼可愛，那麼可親。本來他們倆很重，可現在都變得很輕。我想可能是我渴望把他們抱在懷裡的緣故吧。我心中充滿恐懼，汪娜關於未來的話令我絕望到了極點。我知道她的話是真的，我們無法對付那麼強大的敵人。
“窗外又冷又黑，華沙沒有一絲燈光，是一個無法形容的又冷又黑暗的城市，除了黑暗和冰冷的風外一無所有。我開啟窗戶讓寒風吹進來。知道嗎，我差點帶著孩子們衝進黑夜之中。你不知道，在當時，我的這種渴望有多麼強烈。後來，我多次咒罵自己為什麼沒有那樣做。”
載著蘇菲和她孩子，汪娜和那一群抵抗戰士，以及在最近一次圍捕中抓獲的波蘭人到奧斯威辛的列車車廂同往常不一樣。它既不是棚車也不是用來裝牲畜的貨車——德國人常用這種車來做運輸工具。這次卻有些出人意外。雖然有些陳舊，卻不無排場。過道上鋪滿地毯，有包廂，洗手間，每個窗戶上都釘著一塊菱形的金屬牌，上面烙著波蘭語、法語、俄語和德語的警示語：“請不要將身體伸出窗外。”透過它的設施——很破舊但仍很舒適的座位，華麗但已失去光澤的枝形吊燈，蘇菲知道這節歷史悠久的臥車曾是上層人士的頭等專列。如果不是那些特別的不同之處的話，她覺得它就是她孩提時，載著她和她的全家去維也納或柏林的那節臥車。
不同的是，所有的窗戶全被封死了。她立即感受到不祥的預兆，幾乎透不過氣來。還有一點不同，就是本來只坐六至八人的包廂，此時塞進了十五六個人，還包括他們的行李包裹。燈光昏暗的車廂裡擠得滿滿當當的，一半的人只能站著，相互抓著以防火車猛然加速時跌倒在別人身上。有一二個頭腦靈敏的抵抗組織的頭兒開始發出命令，讓大家輪換著坐。這樣就好多了；但如此多的身體擠在一起散發出的熱量以及汗水的酸臭味卻無法解決。但這不算糟，不過是不舒服罷了。吉恩和伊娃是這個包廂裡僅有的孩子，他倆輪流坐在蘇菲和別人的腿上。至少有一人在旁邊沒有燈的包廂中吐了。擠過這麼多的身體到盥洗間去需要拚命才行。“總比棚車好一些，”蘇菲記得有人咕噥了一句，“至少還能伸直手腳。”奇怪的是，在當時極度混亂、雜亂無章的歐洲，火車晚點、延誤是常有的事，可蘇菲的這次行程卻不像想象的那樣漫長：本該從早上六點到中午的半天旅程共用了三十個小時，而不是幾天幾夜。
或許是被一種滿懷希望的思維所左右（正如她一次又一次向我承認的那樣），蘇菲一直覺得很安心。德國人把她和她的同伴們裝上這趟列車，用這種新奇的方式運送他們，這意味著什麼？眾所周知，納粹一直用貨車把犯人運到集中營。因此，當蘇菲和吉恩、伊娃被裝上這節車廂時，她馬上從邏輯上排除了這種可能，即德國人使用這種車廂運送犯人只是因為它還可以利用（寬大並尚可滑動的窗子就是證明）。相反，她一直安慰自己：在戰前供富有的波蘭人在上面打著瞌睡做豪華旅行的臥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