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慧眼獨具的省察和沉思。” 《魍魎世界》原名《牛馬走》，連載於1941年5月至1945年11月重慶《新民報》。小說描寫了兩類牛馬，一類是奉公守法，甘赴國難的牛馬，一類是被金錢驅使，寡廉鮮恥的牛馬。兩相對比，反映出大後方嚴峻的生存現實。書中有句名言：“當今社會是四才子的天下，第一等是狗才，第二等是奴才，第三等是蠢材，第四等是人才。”這樣的一個世界，當然稱得上是“魍魎世界”。 抗戰勝利後，張恨水離開重慶，回到北平。《五子登科》就寫於1947年的北平，揭露的是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的“接收專員”趁機敲詐勒索，大發橫財，到處侵吞“金子、女子、房子、車子、條子”，變“接收”為“劫收”的醜惡內幕。至此，張恨水的政治立場已經十分鮮明，他所在的北平《新民報》因常有“反動言論”而一再受到國民黨當局的壓迫。 張恨水此一時期的歷史、言情類小說，也自覺突出了時代性和政治性。《水滸新傳》寫的是梁山英雄招安後抗擊金兵，為國捐軀的悲劇。《丹鳳街》等讚頌民眾的“有血氣，重信義”。總體看來，張恨水的雅化過程是逐漸由消遣文學走向了“聽將令文學”，在創作宗旨和思想主題方面日益靠近新文學，而在具體的藝術技巧上，則不如抗戰之前用力更多。《八十一夢》的結構頗有獨到之處，《魍魎世界》的心理刻畫也比較自覺。但他的敘述語言不如以前流暢精美，生動的人物形象也不多。張恨水的通俗小說改良之路，其取捨得失，在現代文學史上給人們留下了深深的思考。    
國統區的通俗小說（2）
後期浪漫派：現代化的通俗小說 在國統區新舊兩種小說的發展中，出現了一些介乎雅俗之間的新的型別。其中以徐訏和無名氏為代表的“後期浪漫派”，已經是相當成熟的現代化的通俗小說。 徐訏（1908…1980），本名伯訏，筆名還有徐於、東方既白、任子楚、迫迂等，浙江慈溪人。1931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又在心理學系修業兩年。30年代中期，在上海與林語堂等人編輯《論語》、《人間世》、《天地人》等刊物。1936年前往巴黎大學研究哲學，1938年返回上海孤島。1942年到重慶，任職於中央銀行和中央大學，1944年任《掃蕩報》駐美國特派員。50年代後在香港和新加坡寫作任教，在海外被譽為“文壇鬼才”和“全才作家”。 徐訏在大學期間就嘗試多方面的創作，早期作品關注社會的不公和人民的苦難，表現出“為人生”的現實主義傾向和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30年代中期以後，對馬克思主義產生了懷疑，轉而信奉自由主義思想，加上法國藝術的薰陶，使他創作出了《阿拉伯海的女神》、《鬼戀》、《禁果》等充滿浪漫氣息的“別樣格調”的小說。 《阿拉伯海的女神》寫“我”在阿拉伯海的船上與一位阿拉伯女巫談論人生經歷和阿拉伯海女神的奇遇，而後與女巫的女兒發生戀愛。但###教不允許與異教徒婚戀，於是一對戀人雙雙躍入大海。結果最後是“哪兒有巫女？哪兒有海神？哪兒有少女？”原來“我一個人在地中海里做夢”。小說的幾個層次都瀰漫著一種虛無縹緲的感覺，既有奇異的故事，又有哲理的氣息。 《鬼戀》寫“我”在冬夜的上海街頭偶遇一位自稱為“鬼”的冷豔美女。“我”被她的美麗聰敏博學冷靜所深深吸引，但交往一年之久，她始終以人鬼不能戀愛為由，拒絕與“我”戀愛，使“我”陷入萬分痛苦。直到“我”發現她確實是人不是鬼後，她才承認：“自然我以前也是人……還愛過一個比你要入世萬倍的人。……我們做革命工作，秘密地幹……我暗殺人有十八次之多，十三次成功，五次不成功；我從槍林裡逃越，車馬縫裡逃越，輪船上逃越，荒野上逃越，牢獄中逃越。……後來我亡命在國外，流浪，讀書，……我所愛的人已經被捕死了……但是以後種種，一次次的失敗，賣友的賣友，告密的告密，做官的做官，捕的捕，死的死，同儕中只剩我孤苦的一身！我歷遍了這人世，嚐遍了這人生，認識了這人心。我要做鬼，做鬼。”當“我”勸她一同做個享樂的人時，她離開了“我”。“我”大病一場，痊癒後去住到她曾住過的房間，“幻想過去，幻想將來，真不知道作了多少夢”。小說情節撲朔迷離，氣氛幽豔詭譎，人物的命運和歸宿令人久久難以釋懷。 抗戰以後，徐訏在蟄居上海孤島期間，創作了《荒謬的英法海峽》、《吉布賽的誘惑》、《精神病患者的悲歌》等中篇，集中體現了他對理想人性的追求，確立了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 《荒謬的英法海峽》寫“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