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奇蹟卻總是在最不可能的情況下發生。
巴黎境內的所有車輛都被徵集，包括所有的私家車和計程車，這些汽車排成長龍，日夜不停的往返於前線和後方之間，公路兩旁，立起一把把火炬，為這些司機和車輛指明前路。這條公路成為了法軍能夠在凡爾登堅持下來的生命線，也被後世的法國人稱為聖路。
若是沒有這條公路，凡爾登之戰不可能成為一戰的拐點，歐戰的勝利者或許仍是協約國，而他們為勝利付出的代價卻會多上幾倍。
指揮了凡爾登戰役的貝當也被法國人視為民族英雄，可惜的是，這位英雄晚節不保，在二戰時投降給了德國人，成為了一個“叛國者”。
一站時，他率領法軍同德國鏖戰十個月，保住了凡爾登。
二戰時，他卻投降給同一個對手，成為了法國偽政府的首腦。
同一個人，卻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兩種選擇，很難有人說清這到底是因為什麼，或許連貝當本人都無法解釋清楚。
歐洲的戰鬥越來越激烈，法國人，德國人，英國人，奧匈帝國……無數士兵倒在了衝鋒的路上，防守的陣地裡，死在了敵人的炮彈和槍口之下。
戰爭的殘酷一面終於徹底暴露，鮮血，開始染紅整片歐洲大陸。
與此同時，兩個國家卻在悄然崛起，華夏，和美國。
至於日本，大隈內閣已經內憂外患，雖然藉助歐戰緩解了國內經濟，但無論是政府還是國民，日子還是相當不好過。哪怕離穿不起兜…襠…布還有一定距離，可想要如歷史上一樣，利用歐戰積蓄力量，在巴黎和會上瓜分華夏利益，卻再不可能。
華夏發表中立宣告後，歐洲人仍不肯死心，展長青自有對付他們的辦法，國會和議員，民主政治成為了最好的藉口。
“兩院表決，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議員反對參展，對此，大總統也毫無辦法。”展長青嘆了口氣，“雖然遺憾，卻也愛莫能助。”
訊號已經覆蓋大半個華夏的廣播電臺，對該項新聞進行播報之後，在民間也引起了廣泛討論。
此時的華夏，尚未有“莫談政治”一類的怪象。民眾的言論十分自由，飯莊茶館裡時常能見到某人在高談闊論，或是得到應和，或是被大罵，只要不涉及到漢奸言論，出賣國家利益，就沒人會去管這些人在說些什麼。
“民智已開，便如流水，不能攔，更不能堵。只能疏通，引導。”
這是白老對樓少帥的建議。
在關北，同樣有相當多的人關注此事。關北的各大院校，從先生到學生，都各持觀點，一些學生還組織了演講和辯論，就在街邊，引來不少人的圍觀。
有支援參戰，宣稱可藉此以揚國威，也有不支援參戰，認為這場戰鬥與華夏毫無干係，同樣有人持有利益為先的觀點，認為只有獲得足夠利益才有參戰的價值。
眾人各抒己見，卻也都有理有據。
關北的學生和知識青年，在有心的引導和潛移默化之下，思考和處理問題的方式已與之前有了很大的不同。
熱…情與激…情依舊，理智與明辨並存，他們不會再將與自己觀念相左的人一棒子打死，而是會就雙方意見進行思索辯論，最終得出的結論，往往與雙方最初的觀點截然不同，卻最具有可行性和說服力。
在此次論戰中，關北的三所軍官學校並未置身事外。
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這些年輕的軍校學員也有各自的想法，但他們更多了幾分剋制，當教官問及，他們會各抒己見，當命令下達，他們唯一會做的就是執行。他們是國之利器，最高的信念就是為國為民。
沈和端從陸軍軍官學校調任至空軍學校，職位也從教導處的副職升任正職，他在學校會議中提出，可以在軍校內部舉辦一場演講和辯論會，讓學員們各自闡述觀點。
“道理越辯越明，軍人的天職是服從，但一支有理想和信仰的軍隊，遠勝於一支只知道服從的軍隊。”
意見被採納之後，沈和端開始積極奔走，楊聘婷如今已是身懷六甲，不再適宜久立課堂之上，與家人和校方溝通之後，便安心在家裡待產。精神尚佳時，著手記錄整理她和沈和端之前的種種討論，倒也頗得趣味。
只是在翻閱過往的書籍和夾在日記中的信紙時，偶爾會看到未嫁之前，用紙筆記下的少女心事。她愛自己的丈夫，可她也會記得，在青蔥年少時，她曾喜歡上一個叫做李謹言的人。直到她年華老去，這份記憶和初時的悸動仍會深埋在心底，陪同她度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