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是逐利的，買下嘉獎狀能省下一些銀子還能省心，出門在外不再擔驚受怕，一年花這筆銀子怎麼算都是超值。
嘉靖皺眉道：“假若這嘉獎氾濫出去，怕就怕商賈日漸增多，百姓不務正業。紛紛效仿商賈，做這投機取巧的勾當。”
嘉靖畢竟不是傻子。此時又不禁想到大明朝的國策問題了，徐謙的這一個舉措無疑是徹底動搖了大明朝輕商的國策。商人之所以低賤，主要表現在政策上的歧視，商人要押貨，按大明律，就必須要有路引，而路引是由官府開具，還必須有人為其作保，雖然大明朝流民甚多，出門在外需要攜帶路引已經成了一紙空文。可是各路關卡對於商人的檢查極為嚴格，說白了，這些人不去查流民，是因為流民沒有油水可撈，而商賈的油水甚大，因此流民們不需要路引，讀書人不需要路引，士農工商，人家只抓你商賈。沒有路引的，一旦捉到，少不了要關押起來，讓家裡人來打點；就算是有路引的也少不了尋些理由為難。這種歧視性政策讓商賈苦不堪言。
正是出門在外從商之人艱難無比，雖然看上去光鮮，可是吃肉的時候有。捱打的時候也是不少，因此大大制約了商業的發展。不是特別的人，或者是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一般人是絕不會從事商業的。
在這一點上，朝廷表現出了默許的態度，因為在他們看來，若是取消這些制約就能減少從商的阻礙，使得商賈日益增多，成為效仿物件，最後從商的人越來越多，農人不思進取，紛紛拋掉田地去做這勾當，最後不但會敗壞社會風氣，還可能導致糧食的減產。
嘉靖畢竟是深諳政治的老手，自然不會迴避這個問題，他繼續道：“假以時日，且不說朝廷之中多少人反對，就說一旦放開了商賈，宮中固然是掙了銀子，可是這老祖宗的國策只怕也要面目全非了。
徐謙沉默了一下，道：“學生聽過一個典故，沒了張家賣肉的，照樣還有李家賣肉，朝廷對尋常商賈打壓甚緊，使得許多人不敢輕易行商，可是我大明朝照樣不是商賈遍地嗎？商賈缺一不可，否則我大明朝土地廣葆，沃野千里，府縣無數，如何互通有無？尋常人固然是行商不易，可是微臣所知的是，一些高官顯貴卻趁機而入便是覷見了這其中的巨利而指使家人行商，就如永淳商家，他們藉著自己的人脈就可以做到暢通無阻，獲利無數，祖宗的法度制約了尋常人行商，卻是大大鼓勵了朝廷官員和各地豪紳行商，結果就是為官者家財鉅萬，又手握權柄，在地方上呼風喚雨，甚至有人廣廈萬間，僕從鉅萬，陛下，豪強之禍猛於虎，不得不有所提防啊。”
兩世為人使得徐謙說話的水平高漲，若是你對嘉靖說什麼商人有益於社會，商人也有好壞之類的屁話，嘉靖只怕聽都不想聽，因為在皇帝看來，商人有什麼好處跟他有個屁關係，有沒有商賈，皇帝老子也是歌照唱，舞照跳，根本就不可能去為這個原因，只因為對商賈生出什麼同情，而排除萬難去破除祖宗的國策。
徐謙當然不會告訴嘉靖，商人雖然唯利是圖，也有他的優點，他只需要告訴皇帝，百姓不能從商，最後就是顯貴和官員從商，這些人在朝中既手攬大權，又透過經商積攢了巨大的財富，這個財富甚至比之宮中內庫還要不遑多讓，他們的奴僕、佃戶、夥計相加起來亦是數量可觀。
徐謙繼續道：“漢亡於豪強，隋亦亡於豪強，這些豪強家世雄厚，人脈錯綜複雜，既富又貴，平時聽命於朝廷，一旦國家有難，則禍起蕭牆之內，生出取而代之之心，陛下，學生言盡於此，請陛下自己斟酌吧。”
換做是其他人，比如弘治皇帝，聽了這話或許只是一笑置之，因為弘治是個寬厚的人，對身邊的人寬厚，對別人也寬厚，不會生出無端猜測。若換做是正德皇帝聽了，或許會覺得有些問題，可是他絕不會有這樣的魄力，對這樣的皇帝來說，及時行樂才是要緊。
可是大明朝有兩個皇帝，聽到了徐謙這番話是絕不會掉以輕心的，其中一個乃是太祖皇帝，這位仁兄對官員顯貴提防甚嚴，疑心也是極重，只怕徐謙的一番話，這位老兄就要大開殺戒，不殺個血流成河絕不肯罷休。
而另一個就是嘉靖，嘉靖從本質上和太祖皇帝是一樣的人，可惜他生不逢時，等他繼位的時候，大明的天下已經不再是皇帝一人說的算了，也不是你想殺誰就殺誰，因此他雖與太祖有著同樣的性子，既聰明睿智，又多疑甚至殘忍，可是他絕不可能像太祖皇帝那樣來個快刀斬亂麻。
這個時候，嘉靖皇帝的臉色陰沉得可怕，他負著手，漫無目的地在這房中踱步，眼眸閃爍，那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