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漸漸瞭解，原來主持施藥濟民是一場功勞政績，跟官員的績效考評有關係，雖然說，每逢盛夏時季，疾疫流行，地方官員施藥濟民似乎是一種慣例，但慣例之所為是慣例，也就是說朝廷本身並沒有要求官員這麼行事。
古代升官降職，除去皇帝與當權大臣的主觀好惡之外，講究的無非是功過兩字。有功必升，有過必降，最理想的時候，肯定是這樣，當然現實往往很不理想。總是存在各種客觀因素的阻撓，不過。按照正常情況來說，這是官場的鐵律，得到天下百官的擁護。
接著問題就來了。怎麼證明一個官員有功呢，特別是地方官員，不在皇帝大臣們的眼皮底下，總不能偏聽偏信吧，這個時候，各地監司、御史、通政司、採風史的功能體現出來了，同時朝廷也開始制訂一套嚴密的官員升遷標準出來。
一般來說。地方官員的職責，無非是治理地方、教化百姓、徵稅納賦、督促繼役、勸農、訕獄、驛遞、水利、倉庫，等等，如果能能將以上事宜辦得妥妥當當。井然有序，只能說得上是稱職，未必有功。以這次杭州旱災為例，各級官員努力賑災濟民，這只是他們的職責做好了只是奉公職守。做不好就是失職，沒有功勞可言，所以有些官員才會表現得很平淡，沒有絲毫的熱情。
在本應要做事情的基本上，做得更加突出，得到眾人的一致讚揚，這才是所謂的功勞。問題在於，這個，定義，界限十分模糊，就像這次范仲淹平息糧價。穩定民心。自然是場功勞，但未必能得到眾人的一致讚揚，因為那些奸商肯定恨得咬牙切齒，不用指望他們說好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