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業已退兵，無一絲興兵跡象。
至於王繼謨，自持有武衛軍團、禁衛軍團在一側，哪裡會犯政治錯誤，當然對洪承疇的建議委婉拒絕。
洪承疇知悉方一藻及王繼謨的態度後，氣得大罵道：“豎子誤國！”
正當洪承疇擔憂薊遼防線之時，突然從登封縣傳來了叛亂訊息。無獨有偶，蒙城亦傳來了叛亂的訊息。
登封、蒙城的地理位置頗為奇特，都在林純鴻的控制範圍內，且與朝廷的控制範圍接壤。
更為奇特的是，登封、蒙城分別離靖**團、薊遼軍團的駐地禹州、鳳陽不遠。
叛亂初一爆發，朝廷便急不可耐地宣稱暴民作亂，而將發動叛亂的一幫人紛紛封官。
不問可知，周延儒在靖**團、薊遼軍團抵達駐地後，挑動當地的大地主、大鄉紳發動了叛亂。
然而，令周延儒萬萬想不到的是，荊州方面早就在這些交界區域做好了準備，叛亂初一發動，弓兵便迅速行動，將叛亂扼殺在萌芽之中。
這個時候，朝廷的封賞令還在路上，離登封、蒙城還有老遠。
南直隸大理使司及河南大理使司駁回朝廷的封賞令，並將一幫叛亂人士斬首的斬首，服勞役的服勞役，並且還指責朝廷不經調查，胡亂封官。
朝廷鬧得個灰頭土臉。
這是一出鬧劇。
洪承疇聽聞後，對周延儒鄙薄萬分。他甚至懷疑周延儒這些年是不是沒有出過門，難道一點都沒看出林純鴻對地方的控制力？
洪承疇覺得，朝廷再這樣繼續折騰，不用多久，就會把楊嗣昌前幾年苦心聚斂的一點資本揮霍一空。屆時，除了讓林純鴻收拾殘局，別無其他選擇。
他開始認真考慮與林純鴻接洽的可能性，以求在韃子入侵時，林純鴻能夠拉他一把。
洪承疇沒有看出周延儒的用意，不代表林純鴻看不出。林純鴻知道，周延儒壓根就沒想著在蒙城、登封佔到什麼便宜，他極力挑撥雙方的關係，無非想營造雙方緊張的氣氛，使他自己的位置更牢固而已。
所以，林純鴻當然不會隨著周延儒的指揮棒跳舞，對叛亂一事冷淡處理，一切按照自己的計劃，有條不紊地完善荊州內部架構。
周延儒一再撩撥荊州團體，荊州居然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這讓朱由檢的信心越來越足，隨之，朱由檢對周延儒更加信任。
不過，信任是信任，周延儒前後折騰一通，將朝廷的收入減少了八百萬，這是朱由檢無論如何也不願意看見的。
朱由檢一再詢問周延儒有何方略增加朝廷的財政收入，周延儒囁囁嚅嚅說不出所以然，只能建議朱由檢詢問陳奇瑜。
陳奇瑜一時間哪有什麼好辦法，再加上他對周延儒看不順眼，當然把責任都推到周延儒身上。
周延儒深恨陳奇瑜，卻又無可奈何。陳奇瑜理財數年，功勞顯而易見，朱由檢對他的信任非周延儒所能動搖。
同時，周延儒又非常緊張，畢竟，如果他想不出辦法彌補八百萬的缺，這個首輔位置怎麼看都有點不穩。
周延儒與吳昌時、董廷獻議來議去，覺得可以拿宣府、天津、登州等地的工坊主及商賈徵收重稅，補朝廷所用。
甚至，周延儒覺得，根本不需徵收重稅，只需在宣府、天津、登州仿照林純鴻徵收營業稅、增值稅，就足夠了。
周延儒、吳昌時和董廷獻挑選三地，無疑費了一番思量。
當初，黃渤考慮到宣府、北京及天津優越的地理位置，繆力在三地發展毛紡織業。黃渤的心血沒有白費，宣府迅速成了僅次於東勝的羊毛集散地，而北京、天津的毛紡織業僅次於西安，毛紡織品不僅暢銷華北大地，甚至遠渡重洋至印度、東非及歐洲。
江南、荊州、福建、廣東等地的商人資金實力雄厚，藉著黃渤的東風，迅速掌控了華北範圍內的毛紡織業，每年向朝廷繳納不菲的稅收。
與此同時，林純鴻在旅順開放了與滿清的貿易往來，作為離旅順最近的海港城市，登封近水樓臺先得月，理所當然地成了山東的貨物集散地。
也就是說，宣府、天津、登封等地有油水，那裡又都是一些擁護林純鴻的商賈，周延儒不搜刮他們，難道還勸解大官僚、大土豪納糧？
周延儒還算謹慎，親自試探了陳奇瑜的態度。當陳奇瑜聽聞周延儒欲在天津、宣府、登封三地試點以營業稅、增值稅代替以往的商稅徵收辦法後，一眼看穿了周延儒的企圖。
不過，出於公心，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