頂天花板、大理石樓梯，陽臺和窗戶都鑲著由附近梅拉諾（Murano）生產的精緻玻璃。威尼斯是歐洲、非洲和亞洲貿易的最佳集散地，並且能夠用優雅得體的形象展示這一身份。
興盛繁榮的城市不只是威尼斯。達爾馬提亞海岸星羅棋佈的城鎮都是進口和出航的停留地點。拉古薩（Ragusa，即今克羅埃西亞的杜布羅夫尼克）見證了14世紀和15世紀的繁榮盛況。1300年到1400年間，當地的財富增長了四倍，人們不得不為嫁妝的價格設一個上限，以限制過高的消費。城市資金過於氾濫，人們甚至開始考慮廢除家奴：家庭資產已經如此富餘，繼續奴役一個和自己一樣的人而不付工錢好像不那麼仗義。像威尼斯一樣，拉古薩也在忙於建立自己的貿易網路，加強與西班牙、義大利、保加利亞甚至是印度之間的關係。他們在印度的果阿（Goa）建立了一個殖民地，並以聖布萊斯（St Blaise，守護拉古薩的聖人）教堂為中心。
亞洲許多地方同樣出現了類似的野心和成長。隨著和中國及波斯灣地區的貿易活動日趨頻繁，印度南部的商業景象異常繁榮。行會相繼成立，以確保商業活動的安全和貨物質量，同時也是一個壟斷機制，防止地方競爭的出現。這些商業行會將錢財和權力集中在自選的一群人手中，在馬拉巴爾沿海地帶和斯里蘭卡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這樣的體系下，商業行為走向正規化，交易的效率和公平得到保障。據中國旅行家馬歡在15世紀初的記載，買方和賣方的價格是由一箇中間人確定的，所有的稅款和費用都經過事先計算並且必須支付，否則無法放貨。這對長期貿易商來說是個好訊息。我們找的是誠實可信的人——馬歡這樣說道。
但不管怎麼說，這些都是書上的記載。事實上，印度南岸的城鎮並非一片和諧，它們相互之間存在激烈的競爭。科欽（Cochin）作為卡利卡特的對手在15世紀出現，它以優惠的稅率吸引大量的貿易，從而獲得成功。這構成了某種程度上的良性迴圈，因為它引起了中國人的關注。大航海家鄭和（信奉伊斯蘭教的宦官）幾次率領著中國艦隊下西洋，展現出中國的海上實力、影響，以及直通印度洋、波斯灣和紅海的長途貿易能力，並特別注重和科欽統治者建立友好關係。
這些出使行動是14世紀中葉取代蒙古元朝的明帝國展示野心的舉措之一。北京投入了大筆資金，建立了支援、保衛都城的基礎設施。大批兵力調到了邊塞，以守衛北部草原邊疆，並與復興的高麗人爭奪滿洲。南部的軍事力量則是為了確保柬埔寨和暹羅的進貢通道暢通，他們能帶來大量的當地特產和奢侈品，為的是以財物換得平安。比如說在1387年，暹羅王國進貢了1。5萬磅的胡椒和檀香木，兩年後又送上了十倍數量的胡椒、檀香木和燃香。
當然，對外開拓是需付出代價的。鄭和的第一次遠航帶了60多艘大船、數百艘小船和大約3萬名水手；光是軍餉、裝置還有將軍們攜帶的用作外交的禮品，就花費巨大。支付這次以及此後數次遠航的都是大量生產的紙幣，當然也同樣得益於金銀礦開採的增加——1390年以後的十年間，透過採礦獲得的資金增加了三倍。此外，農業經濟的發展和稅收政策的完善同樣給中央政權帶來了大筆的收入。某當代學者稱這是一種計劃經濟的建立。
中國的財富還得益於中亞的發展。在那裡有一個軍事將領突然崛起，成為中世紀後期唯一一個最令人矚目的人物，他就是帖木兒。他的成就巨大，連英格蘭的戲劇都寫到了他；他的瘋狂進攻在現代印度人心目中都留有記憶。帖木兒從14世紀60年代起跨越蒙古舊土，在從小亞細亞到喜馬拉雅山脈的廣闊土地上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帝國，並且還著手實施雄心勃勃的工程：在他的疆土上，如撒馬爾罕、赫拉特和麥什德（Mashad）等城市，大量修建清真寺和各種皇家建築。大馬士革陷落後，一位當時的評論家說道，木匠、畫匠、織工、裁縫、寶石切割師，“總之所有的手藝人”都被遣往東方的其他城市參加修建工程。西班牙國王派往帖木兒宮廷的特使生動地描述了當時的建築規模，以及新型建築的裝飾標準：撒馬爾罕附近的薩賴宮（Aq Saray palace）走廊“裝飾精美，用的都是金色和藍色的瓷磚”，接待大廳“也是金磚藍磚，宮頂全是金子”，就算是巴黎最有名的工匠也做不出這樣的精品。但這些和撒馬爾罕城以及帖木兒本人的宮殿相比還不算什麼：帖木兒的宮殿裡裝點著金樹，“樹幹如人的大腿一般粗”，金樹上結著“水果”，近處觀察才知道，那都是紅寶石、綠寶石、松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