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座上施威，每天處死上千人，毀滅著人類”。開羅到巴勒斯坦的道路上死者遍佈，野狗在撕咬著比勒拜斯清真寺（Bilbais）牆下堆滿的屍體。同時在埃及北部的亞西烏特（Asyut）地區，納稅人的人數從黑死病前的6000人降低到了116人，降幅高達98％。
儘管人口數量的驟降可能包含著人群避難的因素，但仍可以毫無疑問地說，死亡人數相當巨大。“人類的所有智慧”對此都無能為力，誰都無法阻止疾病的擴散，薄伽丘在他的《十日談》前言中寫道。他還說，在三個月之內，僅佛羅倫薩就喪失了十萬多條性命。威尼斯的人口也大幅縮減：統計數字均說，瘟疫暴發期間，至少有四分之三的人口喪命。
對很多人來說，這好像就是世界末日的到來。在愛爾蘭，某方濟各會的修士在他關於瘟疫災難的記錄中用一段空白作為結尾：“如果將來萬一有人能活下來，請將我的工作繼續下去。”人們已經意識到世界末日將要來臨，法蘭西編年史中說天上“掉下了許多青蛙、毒蛇、蜥蜴、毒蠍和其他很多類似的有毒動物”。天上也有明顯的表示上帝沮喪的跡象：冰雹席捲大地，造成數十人死亡；城鎮和鄉村被閃電擊中燒燬，散發“惡臭燻煙”。
有些人，如英格蘭國王愛德華三世以及追隨他號令的主教們，將希望寄託于禁食和祈禱。1350年前後寫成的各種阿拉伯手冊為穆斯林信眾提供宗教指南，也建議採取同樣的舉動，並指示說，把固定的禱告詞默誦11遍就會奏效，禱告詞與穆罕默德的生平有關，默誦它就能免於膿瘡。在羅馬，人們莊嚴列隊，跣足褐衣，自笞悔罪。
還有少數人想出其他辦法來平息上帝的震怒。瑞典一教士強調，要禁止性生活和“任何對女性肉體的慾望”，因此不要洗浴，避免在午前吹到南風。如果說這是一種理想化狀態的話，英格蘭的做法則至少比較直接：英國的一個教士說，婦女應該改變自己的穿著，為了她們自己，也為了其他人。奇裝異服和暴露的運動服都將受到神聖懲罰，“她們戴上了毫無用途的頭罩，紐扣和拉繩緊緊繫在脖子上，面罩只能覆蓋到雙肩”，這還不算，“她們穿一種短衣（paltoks），很短，甚至蓋不住屁股和私處”。其他都不說了，“關鍵是她們穿著這些緊身衣服便無法給上帝和聖人跪拜”。
在德國還流傳著一種謠言，說瘟疫不是從天而降，而是猶太人在水井和河流裡投的毒。於是人們開始實施一個邪惡的計劃，據說德國人將“所有從科隆到奧地利的猶太人”統統抓起來活活燒死。反猶太熱潮開始爆發，教皇不得不出面干預。他釋出指令，禁止在基督教國家對猶太人採取任何暴力行動，並要求所有猶太人的財產和資產都應受到保護。這項指令是否有效另當別論，不過由於對災難、苦難和宗教氾濫的恐懼，在德國大規模屠殺猶太人早已不是第一次：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的時候，萊茵蘭的猶太人就因信仰不同而遭到迫害。在危急時刻，不同信仰的存在是非常危險的。
歐洲在這場瘟疫中至少損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據保守估計，死亡人數在2500萬左右，而歐洲總人口數估算在7500萬。後世對瘟疫的研究還表明，在大面積傳染病暴發之際，小型村落和遠郊地區的人口死亡率都遠遠高於城鎮。看起來瘟疫傳播的關鍵因素並不是以前人們所認為的人口密度，而是大量聚居的老鼠。疾病在人口眾多的都市地區傳播並不比鄉村地區更快，所以其實，從都市逃往鄉村並不能增加任何存活的機率。從田野到農場，從城市到鄉村，處處是黑死病造成的人間地獄：腐爛的屍體，鼓起的膿包，大範圍的恐怖、焦慮和懷疑。
其影響是毀滅性的。“我們對未來的希望都隨著朋友的死去而一起埋葬。”義大利詩人彼特拉克（Petrarch）這樣說。人們對未來在東方謀取利潤的野心於此蒙上了深深的陰影。彼特拉克還說，唯一的慰藉是，“我們還可以追隨先人的智慧。我不知道我們的日子還有多久，但我知道那天很快會到來”。他寫道，印度海、裡海或是黑海的所有富商都無法彌補災難造成的損失。
瘟疫帶來了恐怖景象，但它也成為社會變革和經濟變革的催化劑。其深刻影響遠不只是歐洲的死亡，它促進了歐洲整體的再生。這一變革為歐洲在西方的崛起奠定了重要的基礎。這種影響分為幾個階段。首先是社會結構的徹底重組。黑死病之後，人口長期縮減，導致勞工工資陡升，因為勞動力變得更搶手了。那麼多人死於瘟疫，直到14世紀50年代，“侍從、工匠、技工、農業工人和普通勞工”的短缺狀況才終於開始緩解。這為曾經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