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較低社會階層和經濟階層的人提供了相當大的談價資本。有些人根本“對打工不屑一顧，除非有三倍的工資，否則極少有人入職”。有證據顯示，黑死病之後的十年間，城市僱員的工資出現了巨幅上漲。
農民、勞工和婦女同樣從有產階級的衰落中感受到益處。地主和房主被迫接受更低的租金，有租金總比沒有好。低租金、輕義務和長合同都讓農民和城市租戶獲得了大量利益。這種狀況還得到低稅率的推動，14世紀和15世紀整個歐洲的貸款稅率都大幅下降。
顯然，隨著財富在各社會階層的分配日趨平均，人們對奢侈品（進口商品）的需求大幅回升，因為有更多的消費者能夠購買他們原來買不起的商品。瘟疫帶來的人口變化還影響到了消費模式，特別是那些工薪族的年輕人，他們面前擺著各種新的機遇。新生代們與死神擦肩而過，他們本來就不願意省錢，掙的工資還比父母要多，前途更為廣闊，所以願意花錢買他們感興趣的東西，尤其是追趕時尚。這反過來又刺激了歐洲紡織工業的投資和發展，歐洲紡織品的產量巨大，導致亞歷山大港進口規模的大幅縮減。歐洲甚至開始轉進口為出口，他們的紡織品充斥中東市場。面對西方生機蓬勃的經濟發展，中東不得不為經濟緊縮感到憂愁。
近來對倫敦墓穴發現的屍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