揖、感天謝地。“保佑我們的可汗和豫安康，”他在寫給可汗的信中說，“願他的家族、王宮和汗位千秋萬載。願他的時光和他兒子們的時光與以色列一起延綿永存！”
令人吃驚的是，可汗的回信居然留存了下來。可汗在信中解釋了為什麼他的部落會改信猶太教。可汗寫道，改教的決定是由一位睿智的先王做出的，他曾邀請代表各宗教的特使前來講述他們的信仰。他想出了一個探得真相的辦法，於是先問基督教徒，伊斯蘭教和猶太教哪個更好一些，基督教徒回答說，當然是後者優於前者；之後他又問穆斯林們，基督教和猶太教哪個更好，這些人先是抨擊基督教，然後回答說，兩者之中猶太教稍好一些。於是可薩統治者宣佈他已有了結論：兩者都承認“以色列的宗教更勝一籌，所以承蒙上帝和萬能的主的恩典，我宣佈選擇追隨以色列人的宗教，也就是亞伯拉罕的宗教”。此後，他將特使團送回各家，親身實施了割禮，並下令侍從、衛士和所有手下人都照做。
然而事實上，猶太教在9世紀中葉就已經向可薩社會發起過相當強度的衝擊。據阿拉伯文獻記載，早在宗教特使團抵達可汗王宮幾十年前，就已有改信猶太教的記錄出現，埋葬習俗也在這一時期發生改變。除此之外，近期發現的眾多可薩錢幣也可充分證明，猶太教早在9世紀30年代已正式成為了可薩人的國教。
從錢幣傳達的資訊中我們還能看出，宗教信仰可以透過包裝改造來滿足各類人的訴求。錢幣上的文字捍衛了《舊約》先知的偉大：Mūsā rasūl allāh，意為“摩西是上帝的使者”。從字面上或許還看不出足夠的煽動性，因為畢竟《古蘭經》中明確規定，所有先知之間沒有區別，他們所傳遞的真主啟示都該得到信奉。伊斯蘭教承認摩西也尊崇摩西，因此，膜拜摩西在某種程度上並沒有爭議。但從另外一個角度看，穆罕默德作為真主使者的特殊地位仍不可動搖，清真寺裡每天五次的禱告中，呼喚穆罕默德的名字仍是人們祈禱的核心內容。於是，將摩西的名字鑄在錢幣上便是一種頗具挑戰性的做法，說明可薩人仍然獨立自主，與伊斯蘭世界沒有什麼關係。因此，與7世紀末期羅馬帝國和穆斯林的衝突一樣，這不僅是戰場上的軍事作戰，而且還是意識形態、語言使用甚至是錢幣設計上的鬥智鬥勇。
事實上，可薩人接觸到猶太教可能是透過兩條途徑。首先，高加索地區自古以來就存在猶太人社群，他們必然受到草原部落經濟發展的影響。據10世紀的一位作家記載，當時很多猶太教徒都被勸說“從穆斯林城市和基督教城市”移民到可薩，因為那裡不僅正式接受猶太教，而且多數高官貴族也都信奉此教。10世紀可薩統治者和科爾多瓦的哈斯代（？asdai）之間的通訊表明，當時可薩正積極招募拉比，修建學校和猶太教堂，以確保正確地傳播猶太教義。據許多編年史的記述，當時可薩汗國的各個城鎮星羅棋佈著猶太教建築，以及根據《托拉》教義做出各種裁決的法院。
第二個引發猶太教興趣的因素來自於貿易商人，他們遠道而來，只因受到可薩汗國的吸引——它作為國際貿易中心，不僅連線著草原部落和伊斯蘭世界的貿易，而且也連線著東西方之間的貿易。無數的資料表明，猶太商人在長途貿易活動中非常活躍，扮演著與粟特人在伊斯蘭崛起時期溝通中國和波斯過程中相同的角色。
猶太商人頗具語言天賦，據當時某文獻記載，他們能用流利的“阿拉伯語、波斯語、拉丁語、法蘭克語、安達盧西亞語及斯拉夫語”和人們交流。他們立足於地中海地區，但似乎經常前往印度和中國，帶回麝香、沉香、樟腦、桂皮和“其他東方特產”。在麥加、麥地那、君士坦丁堡以及兩河流域的一連串港口和城鎮中，都能看到猶太商人從事貿易交流的身影。他們還憑藉陸上通道穿過中亞抵達中國，途中會經過巴格達和波斯，或在去往巴爾克和烏滸河東部時跨越可薩國境。這些路線上的關鍵點之一是裡海南岸的賴伊，它負責處理來自高加索、東方、可薩和其他草原地區的貨物。這些貨物似乎是先在朱爾柬城（Jurjān，即今伊朗北部的戈爾幹Gorgan）過關——可能還有關稅，然後再運往瑞伊。10世紀的一位阿拉伯作家寫道：“真是令人震驚，這裡竟是全球的貿易中心。”
來自斯堪的納維亞的商人同樣受到商業機遇的誘惑。說起維京人（Viking），我們自然聯想到橫渡北海向不列顛和愛爾蘭發起的進攻，想到穿越迷霧、滿載海盜準備實施強暴和掠奪的北歐龍頭長船，或許我們還想問，為什麼這些維京人能在哥倫布探險之前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