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古蘭經》中有60多處提到“烏瑪”一詞，不僅是指一個族裔，而且是指一個信眾群體，並說在信仰產生分歧之前，人類只有一個“烏瑪”。當然，在分裂之後，上帝會根據自己的意願偏向其中一方。一些重要的一神教教義在《古蘭經》和穆罕默德的聖訓（？adīth）中都有記載，並且均將分歧擱置到了一邊。穆斯林相信，用寬容和尊重對待猶太教和基督教，是不會有錯的。
這一時段的許多資料都比較複雜，甚至相互矛盾，主要原因是有些文字寫於事件發生的很多年之後。不過，隨著近期古文書研究的進展，一些從前未知的文獻資料得以重見天日，改變了人們對此一歷史時期的認識。比如，伊斯蘭傳統一直認為穆罕默德死於公元632年，但據現代學者分析，這位先知很可能活了更長的時間。7世紀和8世紀的許多文獻都記載了一個據有神賜能力的傳道者——近期研究表明這個人就是穆罕默德本人——指揮著阿拉伯軍隊並率領他們向耶路撒冷的大門前進。
面對穆罕默德信眾取得的優勢，巴勒斯坦當權者的對策顯得愚昧低效。某些基督教徒採取絕望的反攻手段，說阿拉伯人最陰險、最惡毒，以企圖勸說當地人不要因為他們的教義簡單和熟悉就盲目輕信。那些“撒拉遜人”復仇心強，仇恨上帝，耶路撒冷的元老在聖城被征服後不久就這樣警告道。他們掠奪城市，蹂躪鄉村，火燒教堂，摧毀寺廟；他們對基督和教會犯下的罪行，以及他們“對上帝的褻瀆”，都駭人聽聞。
事實上，阿拉伯征服者既不像人們說的那麼野蠻，也並不可怕。據考古資料記載，在整個敘利亞和巴勒斯坦地區，人們很少能發現暴力征服的痕跡。再比如，在敘利亞北部最重要城市大馬士革，當地主教和阿拉伯將領達成協議後，整個城市迅速投降，未造成任何傷亡——就算其中有故意美化的成分，但從雙方達成的協議看，至少都非常理性、現實：為了能使教堂不受影響並正常開放，為了讓基督徒們不受侵擾，當地居民願意承認新徵服者的霸主地位。也就是說，他們不再向君士坦丁堡交稅，而是向代表“先知、哈里發及其信眾”的地方管理者交稅。
沿著貿易要道，阿拉伯人不斷朝各個方向擴張。軍隊雲集到伊朗西南部，隨後將目標轉向伊嗣俟三世（Yazdagird III）——向東部逃亡的波斯薩珊王朝末代國王。進攻埃及的遠征軍只遇到有限的軍事抵抗，當地人或是在內訌，或是願意尋求和談。地中海上的明珠亞歷山大港很快繳械，被迫同意獻上大量貢品以求阿拉伯人不要摧毀他們的教堂，不要傷害當地的基督教徒。訊息一經傳出，亞歷山大港一片哀號，人們甚至叫喊著將協議簽訂者主教賽勒斯（Cyrus）以叛國罪用亂石砸死。“我簽了協議，”賽勒斯辯護說，“但為的是你們和你們的孩子。”一個多世紀以後一位學者寫道：這樣，“穆斯林控制了整個埃及，從南至北。靠著新稅收，他們的收入比之前增加了三倍”。上帝在懲罰基督徒的原罪，同時代的另一位學者寫道。
這是一次近乎完美的擴張行動。面對軍事威脅，一個又一個行省接連向新徵服者屈服，簽訂和談協議。君主在新徵服領土上的權力並不強大，甚至不太引人注目。總體而言，當地大多數居民仍照常活動，未受新徵服者的影響，後者建立的堡壘和據點都遠離都市中心。一些專門給穆斯林居住的新興城市被另外建起，如埃及的福斯塔特（Fus？ā？）、幼發拉底河畔的庫法（Kūfa）、巴勒斯坦的拉姆拉（Ramla）以及位於今天約旦的艾拉（Ayla）。在這些地方，清真寺和統治者官邸都可以自由選址建造。
與此同時，在北非、埃及和巴勒斯坦，許多新的基督教堂也被允許興建起來，這說明某種妥協正在迅速達成，對宗教的包容一如既往。在從薩珊帝國獲取的土地上也有類似的政策——至少在剛開始，瑣羅亞斯德教基本無人干預，任其自由行事。對於猶太教和基督教，甚至被允許使用更加正式的手段來予以保護。有一份叫《烏馬爾公約》（Pact of ？Umar）、內容繁複又頗具爭議的文獻，其中明確規定了基督徒在新徵服者的統治下應享有的權利，並規定了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共存的基本原則：不會在清真寺上安置十字架；不可向非穆斯林子女講授《古蘭經》，但也不能禁止任何人轉信伊斯蘭教；穆斯林在任何場合都應得到尊崇和幫助。多種信仰並存是早期伊斯蘭擴張的重要特色，也是它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
在約旦北部傑拉什古城（Jerash）陶瓷燒窯裡發現的證據表明，即便在這種寬容政策下，有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