姿態做出醜陋的行徑時,也就不足為奇了:赫拉克利烏斯於公元630年3月率軍進入耶路撒冷,將真十字架立在聖墓大教堂,並下令所有猶太人都必須受洗,作為對他們十六年前聖城淪陷時投靠波斯人的懲罰,逃走的人則被禁止進入耶路撒冷三英里之內。東方基督徒——這些被判定不奉正統的教徒,同樣成為帝國官員的打壓目標:他們被迫放棄自己的信仰,去接受被證明是唯一能得到上帝祝福的正統基督教義。
這給波斯的基督教會造成了極大的困擾。他們已經有一個多世紀沒有和西方進行過面對面的交流,其高層教士一直都認為自己才是正統信仰的傳遞者,在他們眼中,西方教會早已係統化地受到邪門歪道的腐蝕。在公元612年的會議上,波斯的主教們一致認為,一些主要的異教幾乎都已經在羅馬帝國猖獗過,而波斯則“從未出現過異教”。在埃德薩,赫拉克利烏斯下令要東方基督教“改邪歸正”,並將東方基督徒逐出他們過去祈禱的地方。顯然,他的目的是讓所有的波斯人轉信西方基督教,從而歸順羅馬帝國——這是赫拉克利烏斯在贏得勝利後一直想做的一件事。
西方基督教在君士坦丁堡的推動下佔盡優勢,一些巧合事件的發生也讓舊信仰雪上加霜:泰西封暴發了一場瘟疫,波斯國王卡瓦德成為犧牲品——看來瑣羅亞斯德教不過是一廂情願,只有基督教才是正統,它的信眾都得到了保佑。在這宗教局勢發生改變的時候,阿拉伯半島的南方腹地也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一地區未被幾百英里外羅馬和波斯的戰火燃及,但這並不意味著絲毫不受影響。事實上,阿拉伯西南端一直是兩大帝國的必爭之地。不到一個世紀之前,希木葉爾王國、麥加和麥地那曾與波斯帝國共同抵抗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勢力,以及希木葉爾在紅海對面的死敵——衣索比亞。
這是一個近百年來信仰不斷變化、相互適應、充滿競爭的地區。當年多崇拜、多偶像、多信仰的多神教世界已經讓位於一元化的全能神教。多神教的聖殿無人問津,一位學者這樣說道,在伊斯蘭教誕生的前夜,多神教“正在死去”,替代它的是猶太教和基督教的唯一全能的上帝觀念,以及從6世紀末、7世紀初開始在阿拉伯半島激增的天使、樂園、祈禱和施捨的雕刻。
當戰事在北方蔓延,一個叫穆罕默德的商人——古來氏(Quraysh)部落雜湊姆家族(Banū Hāshim)的成員——獨自來到離麥加城不遠的一個洞窟中冥思。按照伊斯蘭傳統說法,他於公元610年得到真主天啟。當時穆罕默德聽到一個聲音,讓他“創造主的名義”宣讀經文。他驚恐萬分地離開了洞窟,只見一個人“在明顯的天邊”,洪亮的聲音在頭頂震響:“穆罕默德啊,你是真主的使者,我是吉卜利勒(Jibrīl)天使。”後來的幾年裡,一系列天啟接踵而至,在7世紀後半葉被用文字記錄下來——這就是《古蘭經》。
吉卜利勒告訴穆罕默德,真主派遣使者們傳達喜信或提出警告。穆罕默德是被萬能真主選中的使者,他被告知世上有太多的黑暗、太多的恐懼,災難遍佈在各個角落;他被勸說宣讀天啟,這樣才能得到真主的保護,以防受到惡魔的干擾。穆罕默德被不停地告知,真主是最為仁慈的,但他同樣也會嚴厲懲罰那些不願敬畏他的人。
有關伊斯蘭教早期發展的史料卷帙浩繁,這給後世的理解造成極大困難。想確定當時或後來的政治因素如何影響了穆罕默德的故事和教義,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當代學者在此問題上仍存在著激烈的爭論。比如,我們很難弄清伊斯蘭信仰在塑造人們精神世界的過程中究竟扮演了何種角色。因為早在7世紀中葉,真正的伊斯蘭教信仰者(mu’minūn)和僅僅是臣服於穆斯林權威的追隨者(muslimūn)之間,就已經存在著非常明顯的差異。
後世的學者都非常關注宗教的作用,不僅指出伊斯蘭教為精神啟迪提供了力量,更強調說是伊斯蘭教讓阿拉伯人變得精誠團結。然而事實上,在描述之後的征服行動時,人們始終無法說清究竟是“穆斯林”發動的征戰還是“阿拉伯人”發動的征戰。從我們這些旁觀者的角度看,這兩者之間的界線從征服時期起就已經模糊了。
不過有一點是獲得普遍認同的,穆罕默德並非7世紀初期阿拉伯半島上唯一一個傳播一神論的人,因為當時還有很多“假冒的先知”。這些人抓住波斯—羅馬戰爭期間的混亂,趁勢湧現。其中一些有影響力的人甚至提出了與穆罕默德教義非常相似的救世理論和先知預言,他們都宣稱天啟來自吉卜利勒天使,都指出了獲得贖罪和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