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購買力隨之大幅提升。貸款利率也開始下滑，跌幅從4％到12％不等。伴隨著大筆廉價資本的湧現，一個司空見慣的繁榮場景出現了：地價飆升。國民的可支配收入顯著增長，使得奧古斯都可以將獲取元老院成員資格的繳納金門檻提高40％。奧古斯都沾沾自喜，說他當初建立的羅馬是一座磚砌的城市，如今卻是一座大理石的都城。
這種財富的劇增源於羅馬對埃及稅收的無情課取。稅務檢查官遍佈埃及各地，推行了一種新的稅收制度：凡16歲至60歲的男子都要繳稅，只有在少數特殊情況下才能免除——比如說宗教祭司可以不納稅，但他們必須在神殿透過嚴格註冊才行。這就是某位學者所說的“古代種族隔離”（ancient apartheid）制度，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讓財富聚集到羅馬。
隨著羅馬的經濟和軍事觸角的不斷擴張延伸，這種稅收方法也被運用到其他地區。兼併埃及後不久，羅馬派稅務官員到猶太省（Judaea）進行人口普查，再次確保稅收的精準。假設在埃及實施的模式被運用到該地區，即記錄所有人的出生和死亡、記錄所有男性成人的姓名，那麼耶穌基督誕生到這個世界也應當有一位官員做記錄。可見，當時的官員並不在乎嬰兒是誰、嬰兒的父母是誰，而是在乎嬰兒的出生代表著人力資源的增加，代表著帝國又多了一個未來的納稅人。
東方世界讓羅馬人眼界大開。亞洲當時已然以慵懶奢侈的精彩生活而著稱。西賽羅（Cicero）這樣寫道，那裡的富庶程度難以描述，田野的收穫可謂奇蹟，商品的數量令人難以置信，成群的牲畜讓人目瞪口呆，產品出口量十分巨大。在羅馬人看來，那裡的人們可以不用勞作，盡情享樂。詩人塞勒斯特（Sallust）說，羅馬士兵到了東方才能長大成人，這毫不奇怪，因為正是在那裡，士兵們才學會了做愛，學會了醉酒，學會了欣賞雕塑、繪畫和藝術。這並不見得是什麼好事——至少從塞勒斯特的觀點來看，或許亞洲的確“充滿誘惑，引人神往”，但“貪圖享樂將迅速瓦解士兵們的戰鬥意志”。如此看來，東方的價值觀與羅馬崇尚的嚴格軍事化的理念正好相反。
奧古斯都本人盡力去了解東方的新疆域。探險部隊被派往阿克蘇姆（Axum）王國（位於今衣索比亞）和薩巴（Sabbaean）王國（位於今葉門）；儘管羅馬仍忙於鞏固其在埃及的統治，但對亞喀巴灣（Aqaba）的探索也在同時進行。到了公元前1年，奧古斯都又下令對波斯灣兩岸進行詳細考察，就該地區的貿易活動寫出報告，並記錄海上航線如何與紅海相通。他還監督著經波斯深入到中亞內陸通道的實地考察。一份被稱作《帕提亞驛程志》（Stathmoi Parthikoi）的文獻完成於這一時期，它記載了東方重要城鎮之間的距離，並仔細標註了從幼發拉底河到亞歷山德魯波利斯（Alexandropolis，今阿富汗的坎大哈市）之間的所有重要據點。
貿易商們開拓的路線正飛速延伸。據歷史學家斯特拉波（Strabo）記載，在羅馬兼併埃及後的幾年中，每年都有120艘商船從紅海的米奧斯賀而莫斯港（Myos Hormos）駛向印度。羅馬和印度的商業交往頻繁，次大陸的大量考古資料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人們在諸多大型遺址——如帕塔南（Pattanam）、科爾哈帕（Kolhapur）、哥印拜陀（Coimbatore）——發現了羅馬的土罐、檯燈、鏡子和眾神的塑像。在印度西海岸和拉克代夫（Laccadive）還發現了大量的錢幣，年代可追溯到奧古斯都及其繼任者的統治時期。一些學者認為，當地統治者曾將羅馬的金幣和銀幣作為通用貨幣，或將這些金屬熔化後鑄成自己的錢幣。
這一時期的泰米爾（Tamil）文學記述了人們如何高興地歡迎羅馬商人的到來。一首詩中提到羅馬人乘著“漂亮的大船”，帶來了“涼爽香甜的葡萄酒”；另一首詩則是敘事性的：“美麗的巨輪……來了，帶著黃金，劈開帕麗雅河（Periyar）上的白色泡沫，然後又滿載著胡椒返航。在這裡，海浪奏響的音樂永無休止，國王為客人準備了罕見的山貨和海鮮。”還有一首抒情作品，描述歐洲商人在印度定居的情景：“陽光照耀著大面積的梯田，照耀著港灣附近的貨倉，照耀著視窗如鹿眼一般的塔樓。在不同的地方……路人的目光都被西方人的住宅所吸引。西方的繁榮永遠不會消逝。”《帕提亞驛程志》記載了羅馬人希望從印度西部獲得什麼樣的商品，並標記出哪裡可以找到錫、銅、鉛、黃玉等礦產，以及哪裡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