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義。這也是宗教傳播的方式之一：商業活動為信仰的擴散開啟了大門。
公元1世紀前後，佛教的傳播沿商人、僧侶和旅者的足跡從印度北部迅速朝周圍擴充套件。向南，在德干高原，大量的石窟寺紛紛建成，沿途的佛塔一直延伸到印度次大陸的深處。向北和向東，佛教的傳播因粟特商人的活動而生機倍增，他們在連通中國和印度河谷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就是這些來自亞洲中心的旅行商人，憑他們之間的密切交往和相互信任一直在長途貿易活動中佔據著主導地位。
宗教也是他們商業成功的關鍵因素。隨著更多的粟特人成為佛教徒，他們在主商道上建起越來越多的佛塔，如在巴基斯坦北部罕薩（Hunza）谷可以見到的：無數過路的粟特人將自己的名字刻在佛像邊的石頭上，以求漫長的旅程平安而有收穫——顯然，這些離家遠遊的人正在尋求一種精神上的慰藉。
並非只有小規模的石刻能夠證明這一時期佛教的繁榮。喀布林（Kabul）周圍有40多座寺院，包括一座讓後來的參觀者歎為觀止的建築。那位參觀者寫道：它的美妙可比春天，“通道由縞瑪瑙鋪墊，牆壁由紫色大理石砌成，大門是金鑄的，地板是純銀的。放眼看去，四處星光閃爍……門廳裡有一尊金色神像美若月亮，安放在鑲滿珠寶的寶座上”。
不久，佛教思想向東傳播，跨越帕米爾高原傳入了中國。至公元4世紀始，佛教聖地已遍佈中國西北的新疆地區——比如塔里木盆地壯觀的克孜爾石窟，裡邊建有禮拜堂和唸經、睡覺的地方。沒過多久，在中國西部，如喀什、庫車和吐魯番，便佈滿了新生的佛教聖地。至公元5世紀60年代，佛教的思想、活動、藝術和形象已成為中國主流文化的一部分，與傳統的儒家思想形成激烈的競爭。這得力於來自草原的新王朝——北魏的大力支援。像之前的貴霜帝國一樣，北魏寧可拋棄舊傳統而提倡新觀念，捍衛有助於強化朝廷執政合法性的思想。巨大的佛像在平城和洛陽紛紛豎起，一直延伸到魏國的東部，一座座寺廟也在人們慷慨的捐贈下湧現出現。這些都向臣民們傳達了一個明確的資訊：北魏政權的成功源於它是神聖宗教體系中的一部分，而不只是戰場上魯莽的勝利者。
佛教在通往西方的主要商道上也產生了相當程度的影響。一連串佛窟點綴在波斯灣沿岸；另外，在今天土庫曼的梅爾夫（Merv）發現的大量建築，以及在伊朗腹地發現的一系列碑文，都證明佛教有能力和當地的宗教競爭；安息帝國出現的諸多佛教音譯詞同樣標誌著此一時期思想交流的密集程度。
然而，商業交流的進一步發展正從另外一個角度刺激著波斯——一個正在經歷著經濟、政治和文化全面復興的波斯。當一個別具特色的波斯再次確立自己地位的時候，佛教徒們發現自己竟成了被迫害而不是被追隨的物件。宗教迫害致使海灣地區的大量廟宇遭到遺棄，那些在波斯境內已建立起來的佛塔也被全部摧毀。
各大宗教在歐亞大陸的傳播過程中興衰起落，為了信眾、信仰和道德權威而不斷競爭。信徒與祭司們之間的交流已遠遠超越了日常生活的層面，他們更多關注拯救、天譴等問題。對抗和爭奪開始演化為暴力行動。在第一個千年的前四個世紀裡，起步於巴勒斯坦一處小根據地的基督教發展成為橫掃地中海和亞洲的一種信仰，成為宗教戰爭中的一股巨大漩流。
決定性時刻開始於薩珊王朝的奪權，它透過煽動暴亂、謀殺對手，利用波斯與羅馬在高加索邊境地區的軍事失利，推翻了波斯的統治。公元224年執政後，阿爾達希爾一世（Ardashīr I）及後人開始實施帝國的全面轉型，包括主張在近代史上劃出界限，以此尋求與古代偉大波斯帝國的緊密聯絡。
古波斯的重要遺址，如波斯波利斯——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都城之一——以及納克歇？魯斯塔姆（Naksh…i Rustām）——與波斯國王大流士和居魯士相關的帝陵——都被劃作了聖地；另增建了新的碑刻、紀念碑和石雕，以強調當前政權與其輝煌歷史之間的關係。錢幣也進行了改革：使用了幾個世紀的希臘文雕刻和亞歷山大大帝半身像被嶄新的圖案所替代，一面是國王的側影，另一面是聖壇之火。後一項設計別具用心，表明新帝國對宗教所持的新姿態。
就目前能接觸到的有限資料判斷，該地區的統治者幾個世紀以來一直容忍宗教的存在，而且允許相當程度的多派共存。但阿爾達希爾的崛起讓這種宗教寬容不復存在，他的做法無疑在損害其他宗教觀念的前提下觸發了查拉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