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政權，部分是因為需要對蘇聯的擴張作出反應。然而，這些都不是美國密切關注伊朗的主要理由。例如，1943年在德黑蘭舉行的同盟國重要會議上，無論是溫斯頓？丘吉爾還是羅斯福總統，都覺得與國王見面是件麻煩事。換句話說，這二位都不願意為此浪費時間。同樣地，在第二年，因為其重要性有限，美國將沙烏地阿拉伯拒之門外。“那裡對我們來說有點兒遠。”羅斯福輕易地回絕了該國的經濟援助請求。他還說，沙特最好還是去求助於英國，而不是美國。但在戰爭結束後，事情完全不一樣了。“對於美國外交事務來說”，沙烏地阿拉伯一個國家就“比其他任何小國都重要”——原因就在於石油。
有一位叫作埃弗瑞特？李？戴高禮（Everette Lee DeGolyer）的勇敢的石油商人，他曾在俄克拉何馬州學習了地質學，然後在美國石油業中賺到了第一桶金。戰爭期間，他來到中東對該地區現有的油田進行評估，對該地區的長期資源潛力和重要性提出意見，同時將其與墨西哥灣、委內瑞拉和美國本土的資源進行比較。儘管是保守估計而且附有說明，他的報告仍然令人震驚：“世界石油生產的中心正在從墨西哥灣…加勒比海地區向中東和波斯灣地區轉移，而且這一轉移將會一直持續，直到後者完全超越前者。”和他同行的一些人發回給國務院的報告更為坦率：“這一地區的石油是迄今為止人類歷史上得到的最大饋贈。”
英國人也知道這一點，他們非常嫉妒在中東地區前景光明的美國。一位舉足輕重的實業家告訴丘吉爾：美國人應該被告知離開中東，並且尊重英國業已取得的有利地位，“石油是我們在戰後保留下來的最大的財富。我們應該拒絕同美國人分享我們這些剩下的資產”。英國駐華盛頓大使哈利法克斯勳爵（Lord Halifax）同樣言辭強烈，他對試圖迴避他的美國國務院官員感到非常生氣。英國政策制訂者們對未來感到擔憂：“美國意圖奪取我們在中東的石油資產。”連首相本人都直接介入，他在給羅斯福總統的電報中說道：“我對協商的進展表示擔心。您知道，我只希望這不會影響貴我兩國之間的公平。”
於是，英國和美國就如何瓜分這一世界上的重要地區取得了共識。哈利法克斯與羅斯福總統的會談解決了這一問題：“波斯的石油是英國的，巴林和沙烏地阿拉伯是美國的，而伊拉克和科威特的石油則由兩國共同分享。”這就像西班牙和葡萄牙在15世紀末到16世紀初，以及盟國領導人在二戰期間及戰後馬上達成的那些協議一樣，乾淨利落地把世界分成了兩份。
不過，美國人和英國人對於瓜分世界的方式截然不同。在美國看來，關鍵的問題在於石油價格在1945年至1948年間漲了一倍。而在此期間，美國的汽車數量增加了一半以上，機動車廠家的銷售額漲了七倍。最初，美國對這一局面的反應被認為是比較開明的：那些擁有自然資源並且受到各方追捧的國家一定會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最明智的做法就是重新商議石油特許開採權的授權條件，並且是以體面的方式而非強迫威逼。
實行油田國有化的傳言和威脅甚囂塵上，這反映出世界的新秩序。一些石油國開始獲得越來越多慷慨的、具有競爭性的新待遇。例如，美國石油富豪約翰？保羅？蓋蒂（J。 Paul Getty）為沙特與科威特之間中立地區的開採權支付的費用，幾乎是其他中東地區的兩倍，這引發了那些受制於早期協議的國家的抗議。這不僅使得它們對資源被徵用的方式感到不滿，而且促使它們提出了國有化的要求，並變得更易受到共產主義花言巧語以及莫斯科示好行動的影響。
隨著美國放低貿易姿態並重新商定了一些交易草案，美國和阿拉伯國家的石油收入比出現了明顯的轉變。例如，1949年美國財政部從西方石油公司財團阿美石油公司（Aramco）獲得了4300萬美元的稅金，而沙烏地阿拉伯的收入是3900萬美元；兩年後，隨著稅收減免機制的修改幫助企業能夠衝抵開支，企業交給美國政府的稅金為600萬美元，而給沙特的則是1。1億萬美元。這引發了多米諾骨牌效應，沙特、科威特和伊拉克等國都重新制定了特許開採條款，這些新的條款更有利於當地的統治者和政府。
一些歷史學家將這次資金流的重新分配與倫敦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進行的權力轉移相提並論。但事實上，它的影響更像是發現美洲大陸以及隨後的全球財富再分配。控制著特許開採權並且主要供應歐洲和美國的西方企業開始向中東輸入資金，並因此開啟了世界重心轉移的過程。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