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出口貿易，像從前那樣為自己謀取財富。華盛頓發放的低息貸款僅僅充實了極少數人的腰包，而代價則由窮人遭受：他們發現自己的收入很難趕上飛漲的生活成本，特別是在1959到1960年嚴重的糧食歉收之後。
美國製定的一些刺激農業經濟發展的計劃並沒有起到任何作用。用現代化雜交種子取代傳統種子的做法導致了一場災難：新的物種無法適應當地的地理條件，並且無法抵抗病害和蟲害的襲擊。由於飼養方法不當加上缺乏防疫措施，一項將美國雞引入伊朗以幫助伊朗和美國家禽飼養者的計劃也慘遭失敗。對伊朗地下水位的不瞭解導致了地下水儲備被水井耗盡，讓該國的許多農場難以為繼。
顯然，這些事與願違的專案很難讓人們相信伊朗與西方特別是與美國的密切合作取得了富有成效的成果。它們為批評者提供了充足的彈藥。沒有人比什葉派學者魯霍拉？穆薩維？霍梅尼（Ruhollah Moosavi Khomeini）更擅長此道了，他抓住了民眾對低工資、經濟停滯和顯而易見的社會不公日益不滿的情緒。“國王先生，讓我給您一條建議，”在60年代初的一場言辭激烈的演講中，這位阿亞圖拉（Ayatollah）宣告道，“您這個可憐蟲難道不該反思一下，這些合作將會把您帶向何方嗎？……國王先生，難道您想讓我說您不信伊斯蘭教並把您踢出伊朗嗎？”說出這些話的霍梅尼毫無疑問地被捕入獄。德黑蘭的市中心因此爆發了一場騷亂，人群高喊：“選擇霍梅尼或者選擇死亡！”中情局情報人員的報告中稱，甚至連一些政府僱員都參加了反對國王統治的遊行示威。
伊朗國王沒有聽從警告，反而進一步激怒了批評者。他在訪問聖城庫姆時魯莽地宣稱，伊朗的神職人員“愚昧無知、頑固腐朽，他們的腦袋幾個世紀以來都沒有清醒過”。政府的精力沒有放在與反對者達成妥協或是全心全意促進改革上，而是用於加大管控力度。霍梅尼被迫逃亡，並在鄰國伊拉克的納傑夫（Najaf）居住了十多年。在那裡，他對伊朗國王的激烈指責不僅大受歡迎，而且還得到了支援和鼓勵。
伊朗秘密警察機構薩瓦克（Savak）被組建起來，並且很快變得臭名昭著。大量批判國王的人及其親友不經審判就被監禁，並遭到折磨和殺害；在一些罕見的情況下，那些擁有較高聲望的反對派人士——如霍梅尼——無法被秘密處理，他們會被軟禁，或者被驅逐出境。當蘇聯使用這些手段時，遭到了美國的強烈批評，指責其為民主的對立面和極權主義的工具；而在伊朗，它們被默許了。
為了確保伊朗國王的支援率、鞏固他的統治地位，華盛頓繼續向伊朗傾注大量的資金，並幫助他們建造了一條連線波斯灣和裡海、全長1500英里的公路網，協助修建了阿巴斯的大型深水港口，擴建和升級了電網，甚至為伊朗國家航空公司這樣的面子專案提供資助。對許多美國觀察家而言，伊朗代表著美國外交實實在在的勝利。1968年為約翰遜總統準備的一份報告中說道：美國在中東地區最忠誠的朋友之一伊朗，其經濟一路高歌猛進；伊朗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如此迅猛，乃是當今世界“最引人注目的成功奇蹟之一”。甚至在四年後，美國人依然強調這一成果。美國大使指出，隨著二戰的結束，美國不得不在伊朗孤注一擲，按照自己的規劃改造這個國家。“這一冒險收到了巨大的回報，可能超過其他任何接受美國類似贊助的發展中國家”。該報告充滿信心地預測：伊朗已經上了正軌，馬上將成為僅次於日本的亞洲最富裕的國家，甚至還會超過許多歐洲國家。
只有極少數人對此表示懷疑，其中就包括年輕的學者威廉？波爾克（William Polk），他被肯尼迪政府找來為外交政策提供建議。他警告說，如果伊朗國王不進行政治改革，伊朗將會出現暴動甚至革命；而一旦爆發動亂，警察早晚會向抗議人群開火。反對國王的人現在正團結在“伊朗強有力的伊斯蘭組織”之下。
波爾克的看法完全正確。然而在當時，更重要的似乎是繼續支援這一反共盟友，而不是強迫他放下權力。隨著伊朗國王推出越來越多勞民傷財的計劃，事態變得愈加嚴重。鉅額資金被投入到軍備上：在不到15年的時間裡，伊朗的軍備開支從1963年的2。93億美元增加到73億美元，結果使得伊朗躋身世界上空軍和陸軍力量最強大的國家之列。伊朗軍力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不可思議的提升，部分要歸功於美國的軍事援助和低息貸款（這是有利可圖的，因為大部分裝備都購自美國的軍火承包商）。此外，石油收入也是伊朗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