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至於一位日本建築雜誌記者將伊拉克首都的轉變與19世紀奧斯曼男爵（Baron Haussmann）主導下的巴黎重建相媲美。可以想見，這為當權者提供了寶貴的政治資本：波斯灣地區的統治者可以得意地宣稱，當下的繁榮要歸功於他們的個人能力。
然而，當流入這一世界心臟地區的資金從小溪變為洪流時，統治階層的野心也開始更加膨脹了。儘管可以將這些錢以傳統獨裁的方式為民眾提供麵包和馬戲，但是由於可支配的數額實在是太巨大了，以至於這些統治者無法割愛與他人分享。這導致了多元民主發展的明顯放緩，取而代之的是小團體統治的強化，其統治成員要麼是像在阿拉伯半島和伊朗那樣與統治者或統治者家族有血緣關係，要麼是像在伊拉克和敘利亞那樣擁有同樣的政治理念。當工業化國家正積極打破階級邊界以促進社會流動性，並極力宣揚自由民主的價值觀時，這裡卻倒退成了王朝統治。
石油國——其中大部分位於波斯灣沿岸——的財富積累，是以發達國家經濟的長期衰退為代價的。西方被經濟蕭條和停滯壓彎了腰，而石油輸出國組織的成員國則國庫充盈。正如18世紀全盛時期的英國一樣，這些中東國家可以隨意揮霍金錢。20世紀70年代是富饒的十年：伊朗航空公司購入了協和式飛機（Concorde）；隨著立體聲音響和電視等奢侈品的進口量猛增，觀眾人數也從1970年的剛過200萬人增加到了4年後的1500萬人。錢花起來沒有節制。
正如中世紀早期的歐洲對東方的精美織物、香料和奢侈品趨之若鶩一樣，如今的西方也對石油同樣渴求，但問題是用什麼來支付這一價格高昂的必需品。一千年前，為了籌集這些交易的資金，西方將奴隸賣給伊斯蘭國家；現在，為了購買石油，人們想出了更為陰暗的交易：武器及核技術銷售。
各國政府積極遊說國有企業或支援政府的企業對外銷售武器，後者是主要的僱主和納稅者。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整個中東地區的武器進口超過了全球份額的50％。僅在伊朗，國防開支在1978年前的6年間就增長了差不多10倍，其中美國公司得到的訂單總價約為200億美元。同期，伊朗的全部軍事開支估計超過了540億美元，幾乎佔到該國國民生產總值的16％。
談及購買武器，伊朗國王舉雙手贊成。他痴迷於飛機、導彈和大炮，還曾經向英國駐伊朗大使請教：“奇伏（Chieftain）坦克的馬力是多少？”這讓大使難以回答。從蘇聯到法國，從東德到英國，所有賣家都想分一杯羹。伊朗擁有著似乎無限的金錢，問題只在於購買誰家的地對空導彈系統、哪國的反坦克裝置和戰鬥機，以及哪個中間人值得信任，以便局外人在這個陌生的圈子裡能夠順利地完成交易。
在伊拉克，用於軍事裝備上的開支在1975年至1980年間增長了6倍，幾乎佔到國家預算的40％。很少有人擔心伊朗與伊拉克之間的地區性軍備競賽會導致什麼樣的後果，或者不斷增長的武器開支將使這兩個國家走到怎樣的危險地步。相反，只要有需求，只要有資金，中東和波斯灣地區國家大規模購買武器的道路就會暢通無阻。伊朗買進越多的奇伏坦克，以色列買進越多的幻影飛機，敘利亞買進越多的米格…21和米格…23戰鬥機，伊拉克買進越多的蘇制T…72坦克，沙烏地阿拉伯買進越多的美式F…5戰鬥機，對英國、法國、蘇聯和美國的經濟就越有好處。
在核武器問題上也是如此。在21世紀初，像伊朗、伊拉克這樣的國家，發展任何形式核力量的打算都會引起國際上的譴責和懷疑。核問題已經與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密不可分。伊拉克的核潛力，以及國際原子能機構觀察員無法核查可能的或已知的核裝置、實驗室和離心機的事實，甚至成為了美國2003年入侵伊拉克並推翻薩達姆統治的根本藉口。
伊朗顯而易見的發展核力量的決心，以及其處理放射性物質的能力，也引發了同樣的問題。“我們不能讓政治和謊言遮蔽現實，”美國國務卿約翰？克里（John Kerry）在2013年冬天說道，“（奧巴馬總統）一直有決心，而且清楚地表示，他在必要的時候將準備用武力來解決伊朗的核武器問題，他已經部署了所需的部隊和武器。”對於地球及全球安全來說，想要研製核武器這一想法本身就是危險的。時任美國副總統迪克？切尼在2005年時說道：“伊朗人坐擁儲量龐大的石油和天然氣。沒有人能夠解釋為什麼他們還需要核能來發電。”亨利？基辛格對此表示同意：“對於像伊朗這樣的主要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