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nov）第三鋼琴協奏曲的表演、一些購物的機會，以及在會議中達成的許多結論。有關戰後歐洲的討論沒有被記錄下來，這部分在正式的報告中被刪掉了。
英國下議院曾在1939年發誓要保護波蘭的領土完整，如今卻食言了。溫斯頓？丘吉爾看準了一個“恰當的交易時機”，用一支藍筆在地圖上把該國的三分之一劃入德國，把另外三分之一送給了蘇聯，波蘭的邊界就這樣被粗暴地調整了。他還建議按一定比例瓜分中東歐的其他國家：為了照顧蘇聯的影響力，羅馬尼亞的90％歸蘇聯，10％歸英國；保加利亞、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則是對半開。丘吉爾也意識到，這種決定“數百萬人”命運的做法會被認為是“過於自私”。不過要想取悅斯大林，就必須付出代價：犧牲半個歐洲大陸的自由。丘吉爾對蘇聯最高領導人說：“讓我們把檔案燒掉吧。”斯大林回答道：“不，你留著它。”
當丘吉爾認清現實時，為時已晚。在他1946年發表於密蘇里州富爾頓（Fulton）的、警告鐵幕已經降臨歐洲的著名演說中，他說道：“所有中東歐古國的首都，華沙、柏林、布拉格、布達佩斯、貝爾格萊德和索非亞”，現在都已落入蘇聯勢力的影響之下。倖存的只有維也納和半個柏林。第二次世界大戰是為了阻止暴行在歐洲肆虐，但最終還是沒有人能夠阻止鐵幕落下。
於是，歐洲在二戰結束後被劈為兩半。歐洲西半部在戰爭中表現英勇，他們在之後的數十年內仍然為自己打敗納粹惡魔的成就而感到欣慰，但卻無人反思自身在一開始所扮演的角色。在安排戰後的新世界時，他們也無法過多地替另一半被放棄的歐洲大陸著想。擊敗德國帶來了長期的厭戰心理，並且導致了英法兩國的經濟蕭條，以及荷蘭、比利時、義大利和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崩潰。伴隨著這些混亂的，還有對可能導致大範圍核武器研發的軍備競賽甚至直接對抗的恐懼。蘇聯在歐洲的軍隊數量是其他國家的四倍，特別是在坦克部署方面，優勢更為明顯。人們確實有理由擔心，在德國投降之後有可能爆發進一步的衝突。因此，丘吉爾認為希特勒的投降僅僅標誌著一個階段的結束，而非最終勝利，並下令制訂一個應急方案。雖然該方案被命名為“不可思議行動”（Operation Unthinkable），但在英國計劃制訂者的腦袋裡，對今後可能出現的突發局勢卻早已料到。
德國崩潰後快速變化的局面，使人們不得不為突發事件作準備。斯大林的態度愈發強硬，這無疑是出於被希特勒背叛後的警惕心理：1939年的聯盟被證明是一場災難，蘇聯不得不付出極其慘痛的代價來抵禦德國人的暴行，尤其是在斯大林格勒和列寧格勒的生死戰中。在莫斯科看來，必須建立一個由附屬國家構成的緩衝地帶，同時營造和強化一種對“如果蘇聯人感到威脅，就會採取直接行動”的恐懼。在這種情況下，蘇聯人透過侵佔甚至遷移工業基礎設施來削弱西方國家的實力，便是情理之中的措施了。這同時還能為那些新興的共產主義政黨提供財政和後勤支援。正如歷史所證實的，進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然而在西方國家看來，斯大林所帶來的壓迫要比希特勒的好得多。他們將這次戰爭描述為一場對抗暴行的勝利，透過樹立一個共同的政治敵人來掩飾“新朋友”的錯誤。但中東歐的一些國家對此不敢苟同，他們不認為這是一場民主的勝利，因為在接下來的十多年裡，他們將為自己站在獨裁者一邊而付出慘痛的代價。
然而西歐國家要維護他們的歷史，這就意味著要強調勝利，並且無視他們的錯誤以及那些被批評為“現實政治”（realpolitik）的決定。將2012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歐盟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歐洲人是多麼的偉大啊，他們成功地維持了數十年的和平，儘管對曾經發生在本大陸以及世界其他大陸接連不斷的戰爭負有主要責任的也是他們。要是在古代，這樣的殊榮或許也應該頒發給被哥特人洗劫一百年之後的羅馬人，或者是丟掉阿卡之後使基督教世界的反穆斯林輿論得以緩和的十字軍。比起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那些所謂的和平締造者們的睿智和勝利，或者是那些沒用的歐洲國際組織（連它們自己的審計員都好幾年未曾籤核組織的賬目了）所帶來的成就，槍炮的沉寂或許更多地要歸功於這一事實：歐洲人已經實在沒有什麼東西值得捍衛了。
1941年，當太陽在西歐落下，一個新的世界開始呈現。這一程序因1939年至1945年間的戰爭而加速，並且在戰爭結束後延續下來。現在的問題是誰將控制歐亞龐大的貿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