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的恐懼，霍梅尼承諾，阿訇和宗教狂熱分子不得直接統治國家，但是可以提供建議。他為未來確立了四條原則：使用伊斯蘭律法，清除腐敗，取消不公正的法律，終結外國勢力對伊朗事務的干涉。這些並不容易讓人們記住，但是這種將不僅是伊朗而是整個伊斯蘭世界所面臨的問題和困難都囊括進去的說法，為他贏得了各式各樣的支持者。20世紀70年代，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該國有超過40％的人口都營養不良；不平等的現象隨處可見，富人越來越富，而窮人的處境幾乎毫無改善。霍梅尼稱，是時候該由伊朗人民來決定自己的命運了！他向戰士們呼籲：“即使他們向你們開槍並殺死你們”，死了成千上萬，但終將證明，“鮮血的力量比刀劍更強大”！
隨著局勢越來越緊張，寄託著美國人太多希望的伊朗國王前往德黑蘭機場，他在那裡發表了一個簡短的宣告：“我覺得累了，需要休息。”然後最後一次飛離了這個國家。沒人知道他能否阻止後續事情的發生。而一些歐洲領導人的反應則更為明確：在這一被卡特總統稱作“我的外交生涯中最糟糕的一天”的日子，西德總理施密特（Schmidt）在討論中東問題時發出“人身攻擊”，稱是“美國（對這一地區）的干涉……才導致了全球的石油問題”。
美國人還希望作最後的掙扎，事實證明他們醒悟得太晚了。1979年初，華盛頓將美國歐洲司令部總司令羅伯特？哈伊瑟（Robert Huyser）派往德黑蘭，以證明美國對伊朗國王的支援，並且特別強調，美國的軍隊將繼續力挺該政權。然而沒過多久，哈伊瑟就意識到前景的不妙，甚至還可能會危及自己的生命。他的親眼所見足以讓他明白，伊朗國王來日無多，霍梅尼不可阻擋。
美國的政策可謂支離破碎。自二次大戰結束以來，美國向伊朗及其周邊國家投入了大量的時間、精力和資源。美國對這些國家的領導人百依百順，同時趕走或替換那些拒絕與美國合作的人。這種試圖控制亞洲複雜中心地區的政策，最後被證明是場徹徹底底的失敗。用當時英國駐德黑蘭大使安東尼？帕森斯爵士（Sir Anthony Parsons）的話說，西方國家“使用了正確的望遠鏡……但是（我們的）方向錯了”。更糟糕的是，反美言論現在幾乎遍及該地區的所有國家。敘利亞和伊拉克已經轉向蘇聯；印度和莫斯科的關係，也比和華盛頓的更親密；而只要有可能，巴基斯坦將隨時準備接受蘇聯的援助。在這幅拼圖中，伊朗無疑是至關重要的一塊，然而現在卻面臨著崩潰的危險。這看起來像一個時代的結束，正如霍梅尼在1979年末所說的：“東方所有問題的根源都出自那些西方的外國人，在當前則是美國人。我們所有的問題都是美國人造成的。”
伊朗國王的倒臺加深了華盛頓的恐慌，也增加了莫斯科的希望。對蘇聯人來說，伊朗的崩潰似乎意味著一個充滿機遇的轉折點。可笑的是，西方不僅誤判了伊朗的局勢，還誤判了其他地區的局勢——如阿富汗。美國駐喀布林大使曾經在1978年的彙報中說，兩國的關係相當好。確實，在樂觀的美國人看來，阿富汗的確是個很成功的案例，就像以前的伊朗一樣。自50年代以來，當地學校的數量增加了十倍，更多的學生選擇了像醫學、法律和科學這樣的技術性學科；女性的教育也開始取得成效，獲得初等教育的女孩數量大幅增加。
有傳言稱，1973年上臺的達烏德總統其實受僱於美國的中情局，而他推行的激進策略也是美國人一手策劃的。儘管這是個無稽之談，但還是引得華盛頓和莫斯科外交官們進行了大量調查，這顯示出兩個超級大國的競爭壓力是多麼的大——這可是它們在亞洲“大博弈”中的最後一局。
在短暫的混亂過後，如何穩定局面成了當務之急。從任何角度看，美國都似乎嚴重偏離了它的路線。它在伊朗國王身上投下的賭注看來已經是賠光了，不過古老的絲綢之路上還有其他的國家正等著美國人去喊價。隨著伊朗革命的結束，隨著伊拉克倒向蘇聯，美國不得不認真考慮它的下一步動作，並且最終再次引發了一場災難。
第二十四章
災難之路
伊朗革命使得美國在該地區搭建的紙牌屋轟然倒塌。其實，那裡早就已經出現不穩定的跡象了。君主政權的腐敗、經濟蕭條、政治癱瘓以及當局暴政，為那些勇敢的批評者提供了太多的把柄，使他們的改革承諾逐漸深入人心。
不少人為伊朗的前途愈發感到緊張、擔憂，因為有跡象表明，蘇聯正積極密謀著如何利用這一局面。即便在克格勃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