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500年至1800年間幾乎沒有變化；農業產量也未獲得提升，因為無須應對不斷增長的需求壓力。這些都意味著經濟的停滯不前。此外，國家的稅收也出現了不足，部分歸咎於包稅制（tax farming）的實行，這種制度能鼓勵個人快速賺錢，而代價則是國家長期收入的短缺。
奧斯曼帝國的官員確實是手段高超的管理者，善於集中資源、分置人口，以確保糧食和供應能夠到達最需要的地方。這一運作有效、流暢的管理體系，幫助帝國在15世紀和16世紀有能力吞併更多的土地。然而，隨著擴張的腳步放緩，這一體系的脆弱性顯現了出來：奧斯曼帝國陷入了腹背受敵的困境，需要同時應付來自西方歐洲以及東方薩法維波斯的軍事行動。另外，氣候變化也給奧斯曼帝國造成了嚴重的影響。
與西歐沿著不同軌跡發展的穆斯林社會結構，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同基督教社會相比，伊斯蘭社會的財富分配通常更為平均，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古蘭經》中對遺產的詳細規定。包括在婦女繼承權的問題上，《古蘭經》也明確規定了她們可以並且應該得到父親和丈夫的遺產。穆斯林女效能夠期望的東西確實要比歐洲女性多得多，但是這種做法無法使大量財富長期留存在同一個家庭中。這雖然意味著貧富差距永遠會不像歐洲那樣嚴重，因為財富得到了更為廣泛的重新分配和再次流通，但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經濟的增長：由於有關遺產的教義和規定，各個家庭很難透過連續幾代人來累積資本，因為遺產在繼承過程中被不斷地平均分配；而在歐洲，長子繼承製意味著資源將集中於一個兒子之手，這為積累大量財富鋪平了道路。
歐洲——更確切地說是歐洲西北部——從未有過的繁榮，令一些人感到擔憂。低地國家加爾文教派的教士就認為，金錢是萬惡的根源，會讓人沉迷於奢侈品。在英格蘭也有類似的觀點，托馬斯？孟（Thomas Mun）是17世紀初的一位評論家，他憤怒地指出人們“整天無所事事，只知道享樂”，並警告說，物質財富將導致知識上的貧瘠以及精神和肉體上的“大麻風病”。
當然，財富增長所帶來的利益並沒有得到平均分配。地租的上漲對地主是件好事，但對佃戶來說就不太妙了；更開放的市場意味著國內羊毛、紡織品和其他行業面臨更多競爭帶來的價格壓力。經濟和社會的劇變還導致了道德標準的降低，讓一些人動起了歪腦筋。越來越多的保守人士斷定，是時候去建立一個新的世外桃源了，一片能奉行簡樸生活的、以宗教奉獻和精神純粹為先的樂土，一塊能讓一切重新開始並且返璞歸真的土地。
定居在新英格蘭的清教徒就是這樣做的。他們不滿於歐洲崛起所帶來的變化，反對隨之而來的富足生活。他們對那些讓世界變得陌生的新思想和新事物十分反感：出現在家庭餐桌上的中國瓷器，與和歐洲人膚色不同的人結婚所導致的身份及種族問題，以及被某位學者稱為“第一次性革命”的對待肉體態度的轉變。
擺脫這一切的答案就在大西洋的那一邊。他們選擇的目的地不是那些已經有人驅使奴隸開拓甘蔗種植園的加勒比地區，而是新英格蘭的處女地。在這裡，移民們能夠過上一種理想化的虔敬而淳樸的生活。唯一難對付的是土著人，他們“喜歡用各種能想到的殘忍手段折磨人，如用貝殼給活人剝皮、把人的四肢和關節一點點切下來、在活人面前烤他們的肉吃等各種可怕而殘忍的行為”。但即便如此還是值得冒險，這裡仍然要比他們原來生活的世界好得多。人們很容易忘記，這些清教徒先輩們在安全抵達這片富饒土地之後首次慶祝的感恩節，其實也是一場反對全球化的紀念活動：不僅僅是對新發現的伊甸園的歡呼，也是對已遭破壞的故鄉天堂的告別。
對於那些有著不同想法的人來說（他們無意于堅持簡樸的、宗教保守主義的生活狀態，而是渴望在世界上發現新收益、尋找新樂子），還有另外一個選擇：向東到亞洲去。不過，要想系統地、有組織地搭建一個將英格蘭與亞洲連線在一起的平臺並不容易，這是一個緩慢的、常常令人洩氣的過程。早在1600年就已獲得好望角以東地區皇家貿易專營權的英國東印度公司（EIC），藉助武力成功地在波斯灣的阿巴斯港（Bandar Abbas）和印度西北部的蘇拉特港（Surat）取代了葡萄牙人，並在那裡建立了頗具潛力的貿易據點。然而，與無所不能的荷蘭東印度公司（VOC）進行競爭是一項巨大挑戰。英格蘭的貿易規模確實在增長，但處於霸主地位的荷蘭人在17世紀中葉的貨運量是英國人的三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