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威脅。
隨著“七月危機”不斷升級，英國官員開始公開談論和會、調停和保衛比利時的主權。但是木已成舟，不列顛及其帝國的命運取決於俄羅斯的決定。這是兩個偽裝成盟友的對手，儘管兩國並沒有試圖疏遠或激怒對方，但是命運的鐘擺已經從倫敦盪到了聖彼得堡。關於這一點，沒有人比訊息靈通的職業外交官特奧巴登？馮？貝特曼？霍爾維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知道得更清楚了，這段日子裡他經常失眠，祈求上帝的保佑。薩拉熱窩刺殺事件已經過去了十天，戰爭的齒輪已經就位，他坐在星空下的臺階上對他的秘書說：“未來屬於俄羅斯。”
1914年時，這一未來到底會涉及到什麼尚不清楚。俄羅斯的強大很具欺騙性，因為它仍然處於社會、經濟和政治轉型的初級階段。由於頑固保守的當權派對改革呼聲視而不見，1905年的一次恐慌幾乎使這個國家爆發徹底的革命。俄羅斯對外國資本的依賴非常嚴重，外來資金幾乎佔了1890年至1914年間新增投資的一半，而這些投資都建立在和平和局勢穩定的基礎上。
大規模的轉型需要時間，並且伴隨著痛楚。如果俄羅斯保持冷靜並且選擇一種對抗性不那麼強烈的方式來支援它的塞爾維亞盟友，它的命運，以及歐洲、亞洲甚至北美的命運，都將完全不同。事實上，維多利亞女王早在數十年前就已經預見到了1914年的對決時刻：她說，每件事都可以歸結到“俄羅斯和不列顛在全球的霸權問題”上。英國無法承受讓俄國失望的後果。
於是，就像一場噩夢般的象棋比賽，每一步都是壞棋，終於把世界拖入了戰爭。當最初的勝利喜悅和沙文主義讓位給無法想象的大規模悲劇和恐怖後，人們開始改變對過去的敘述，將這場戰爭描述成德國與協約國之間的鬥爭，一場前者的罪惡和後者的英勇之間的較量。
有關德國侵略和協約國正義之戰的故事深入人心。人們需要給出解釋，為何一代生機勃勃的年輕人和他們的未來會遭到拋棄；為何要犧牲掉像帕特里克？肖？斯圖瓦特（Patrick Shaw Stewart）這樣的傑出人物，他在中學、大學和商業上的最高成就曾經震驚了同齡人以及和他通訊的戴安娜？曼納斯（Diana Manners）女士，他在給後者的信中引用了大量的拉丁語和希臘語詩文；或者，為何那些工人階級的男人們要和他們的朋友組成“兄弟營”（Pals Battalion）並肩戰鬥，然後在1916年索姆河攻勢的頭幾個小時內就被消滅殆盡；亦或者，為何全國各地都要豎起刻著為祖國獻身者名字的戰爭紀念碑——它們能夠記錄陣亡者的姓名，卻不能記錄那些因他們的去世而籠罩在城鎮和鄉村上空的死寂。
因此，一些歌頌這些士兵、讚美他們的勇氣、向他們的犧牲致敬的感人說辭開始湧現而出。溫斯頓？丘吉爾在戰後寫道，英國軍隊是歷史上最了不起的軍隊，每個人“不僅被愛國精神所鼓舞，而且普遍堅信人類的自由正受到好戰的帝國暴政的挑戰”。戰鬥是崇高的和正義的。丘吉爾斷言：“如果他們的指揮官要求用兩個人甚至十個人的生命去殺死一個德國人，士兵們也不會有任何怨言……無論多麼殘酷的殺戮都不能阻止他們再次發起衝鋒。”陣亡的人“不僅僅是戰士，而是履行了被賦予高尚職責的烈士”。
然而在當時，很多人並不這樣看。一些人，如充滿希望應徵入伍的年輕中尉埃德溫？坎皮恩？沃恩（Edwin Campion Vaughan），就無法理解苦難的規模和意義。在親眼見到他的連隊被消滅之後，他在傷亡報告上寫道：“我坐在地上，一杯接著一杯地喝著威士忌，眼前是黑暗和空洞的未來。”同樣，一些令人震撼的戰時詩集對戰爭的描繪也完全不同。能夠提供不同視角的還有戰爭期間大量的軍事審判，此類案件無須全體一致即可宣判：有超過30萬被告經由軍事法庭處理，更不用說那些以其他方式處理的、數量更多的違紀案件了。
同樣令人吃驚的是，交戰地點鎖定在佛蘭德戰場的戰壕以及恐怖的索姆河兩岸，而非將歐洲帝國與它們的全球領地連線在一起的交通線；戰爭爆發的地點遠離波斯和中亞的敏感地區，遠離英國決策者和外交官們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高度關注的通向印度和遠東的大門——即便那裡的衝突已經延續了十多年。英國人知道，俄國會對塞爾維亞表現出全力支援，正如格雷在幾年前就已指出的：“俄羅斯出現了一種對斯拉夫人的強烈情感。”在巴爾幹，要求俄羅斯人充當斯拉夫人保護者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