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使節的合作提議後，英國決定支援他的對手舒賈沙（Shah Shuja），幫助其取得統治權。作為回報，舒賈沙同意英國軍隊在喀布林駐防，並承認英國的合作者、強大的旁遮普王公對白沙瓦的吞併。
事情在一開始進行得很順利，英國沒費多少力氣就控制了奎達（Quetta）、坎大哈、加茲尼和喀布林這些位於商道交會點的地區。但是，外部干涉再一次（而且絕對不是最後一次）為阿富汗境內相互迥異且常常是分裂的利益集團提供了庇護。部落、種族和語言上的隔閡被放到一邊，當地人對多斯特？穆罕默德汗的支援像滾雪球一般越滾越大，同時拋棄了自私自利、不得人心的懦夫舒賈沙，特別是在他釋出了看起來是為了討好英國人而犧牲當地居民利益的政令之後。全國的清真寺都拒絕以舒賈沙的名字來稱頌“胡特巴”這一統治者的榮譽稱號。沒過多久，對英國人以及被認為是親英分子的人來說，喀布林已經是個危險之地了。
1841年11月，蘇格蘭人亞歷山大？伯恩斯（Alexander Burnes）在喀布林遭到伏擊身亡。他曾在這一地區廣泛遊歷，因其知名作品和無休止的自我推銷而聞名英國。不久之後，英國做出了撤兵退回印度的決定。1842年1月，少將埃爾芬斯通（Elphinstone）指揮的撤退隊伍在前往賈拉拉巴德（Jalalabad）途中的山口處遭遇攻擊，在冬季的雪地裡幾乎全軍覆沒，這是英國軍事史上最恥辱和慘痛的記憶之一。只有一人奇蹟般地生還——醫生威廉？布萊頓（William Brydon）。一本《黑森林》（Blackwood）雜誌救了他一命：為了保暖，他把雜誌捲起來塞到帽子裡，從而抵禦了阿富汗砍刀的大部分力量，否則他必死無疑。
英國人在其他地區也企圖先發制人、遏制俄國人的勢力，但這些努力並不比在阿富汗的更有成效。他們希望同布哈拉的埃米爾（Emir）修好，並在阿富汗以北地區贏得影響力，最終卻事與願違。亞歷山大？伯恩斯和其他人將這片地區描繪成一幅民風淳樸的畫面，讓英國人誤以為自己會受到熱烈的歡迎。然而事實遠非如此，與世隔絕的希瓦（Khiva）、布哈拉和浩罕等中亞汗國，根本無意捲入一場被自私自利的英國人天真地稱為“大博弈”（the great game）的遊戲。兩位英國官員查爾斯？斯托達特（Charles Stoddart）和亞瑟？康諾利（Arthur Conolly）上尉於19世紀40年代初來到布哈拉，提出中亞地區英俄關係問題的解決方案，結果卻在一大群狂熱的圍觀者面前慘遭斬首。
第三個來到布哈拉的是一位叫作約瑟夫？沃爾夫（Joseph Wolff）的不凡人物。沃爾夫的父親是一名德國猶太拉比，但他自己卻改信了基督教。他曾經被羅馬的大學除名，之後又進入劍橋大學學習神學。其導師是一名反猶太主義者，曾因觀點過激而被學生們在大街上扔臭雞蛋。作為一名傳教士，沃爾夫最初前往東方是為了尋找遺失的以色列支派。最後，他設法進入布哈拉，試圖找到失去音信的兩位公使。在這之前，他還給埃米爾寫了一封信，讓埃米爾不禁猜想這可能是個怪人。信中稱：“我，約瑟夫？沃爾夫，著名的基督教猶太人。”“你們要小心了，”信裡接著說，“我就要進入布哈拉，對康諾利和斯托達特被處死一事進行調查。但我知道布哈拉居民熱情好客，因此並不相信這個謠言。”他很幸運，沒有享受到和那兩個人一樣的待遇，而是被關進監獄並被告知將會一直待在裡面直到死去。不過最後他還是得到了釋放，但他的遭遇和死亡也相差無幾。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從戰略的角度講，俄羅斯對布哈拉和中亞地區其實並沒有太大興趣。反倒是這一時期的一些民族學研究，例如在聖彼得堡大受歡迎的阿列克謝？李夫辛（Alexei Levshin）關於哈薩克人的著作，顯示出俄羅斯人對那些沒有讀寫能力但卻極具“音樂和詩歌天賦”的民族越來越強的好奇心，儘管他們從表面上看既愚昧又野蠻。正如伯恩斯所寫的，俄羅斯人在該地區的野心並不大，他們最主要的兩個目標是促進貿易和禁絕將俄羅斯人當作奴隸販賣的行為。問題是，英國人從伯恩斯的作品中讀到的並不是這些，真正引起他們注意的是他那些危言聳聽的報告：“聖彼得堡宮廷對亞洲這一地區懷有長遠的構想。”
駐巴格達總領事亨利？勞林森（Henry Rawlinson）不知疲倦地遊說，他警告所有願意聽他說的人，除非俄羅斯的崛起被抑制，否則英國將在印度面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