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在此之後，伊麗莎白女王仍然諂媚地發出友好信件並將禮物送至君士坦丁堡的蘇丹，並收到“真誠的問候，無限的敬意，一支芬芳的玫瑰，源於純潔的信任和友誼”作為回饋。英格蘭送出的禮物中有一款由托馬斯？達勒姆（Thomas Dallam）設計的樂器，並於1599年運抵君士坦丁堡。不過由於炎熱和潮溼，“所有的黏膠都失效了”，音管也在運輸過程中出現了損壞，這讓達勒姆嚇壞了。英國大使看了一眼，“說這東西連兩便士都不值”。好在達勒姆連夜趕工，修復了樂器，並最終讓蘇丹穆罕默德三世（Mehmet III）非常開心：達勒姆在為他演奏樂器之時，他甚至撒出了金子，並且要送達勒姆兩名女子為妻，“可以從蘇丹的妃子裡選，也可以由蘇丹為他挑選兩個最好的處女”。
伊麗莎白女王對待蘇丹的策略是以土耳其進攻歐洲後帶來的機遇和前景為基礎的。羅馬教皇一直在力勸基督教各國聯合起來以避免更多的損失，並嚴厲警告稱“如果匈牙利被征服，德國就會是下一個；如果達爾馬提亞（Dalmatia）和伊利里亞（Illyria）被征服，義大利就會遭到入侵”。英格蘭下決心自力更生，和君士坦丁堡建立友好關係。這看上去是個非常明智的外交策略，同時又能帶來貿易合作的前景。
因此，令人非常吃驚的是，奧斯曼帝國的英格蘭商人在正規貿易協議中得到的特權，比其他任何國家得到的都更為慷慨。同樣令人吃驚的是新教徒和穆斯林交流時的措辭。比如，伊麗莎白女王在寫給奧斯曼蘇丹的信中就稱自己是“蒙全能上帝之輝煌……基督信仰最強大、最堅定的守護者，反對任何基督徒的盲目崇拜，反對任何借基督之名的招搖撞騙”。奧斯曼統治者同樣希望拉攏從天主教廷分裂出來的基督徒，他強調雙方在闡述各自信仰時的相似之處，特別是視覺形象方面。穆拉德（Murad）蘇丹在寫給“佛蘭德和西班牙的路德會教派成員”的信中說，在“不可信的所謂教皇”的眾多錯誤中，有一條就是偶像崇拜。多虧了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倡導者之一）追隨者們的努力，才“禁止了偶像、肖像及教堂鐘聲”。儘管困難重重，但英格蘭的新教徒們似乎能夠開啟新局面的大門。
對奧斯曼帝國和伊斯蘭世界的認同逐漸擴散到英格蘭的主流文化當中。在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中，摩洛哥親王在追求鮑西亞時就說：“不要因我的膚色而厭憎我。”觀眾們都知道，親王英勇作戰，曾為蘇丹出生入死，絕對能配得上鮑西亞嗣女（象徵著伊麗莎白本人），而且足夠睿智，早就明白“並非所有閃閃發光的東西都是黃金”的道理。再如莎士比亞《奧賽羅》中高尚卻悲慘的主人公，一個威尼斯的“摩爾人”（很有可能是一個穆斯林），與他周圍那些偽善欺詐、雙重標準的基督徒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摩爾人不會輕易改變他們的志向”，該劇向觀眾傳達了這一資訊，暗示穆斯林在履行承諾和簽訂協約時堅定可靠，因此他們是值得信賴的盟友。事實上，在伊麗莎白時代英國文學中，波斯也同樣以正常的、積極的、文明的形象出現。
與英格蘭正面描述伊斯蘭世界相對應的，是人們對西班牙帝國的尖刻態度。巴託洛梅？德拉斯？卡薩斯的作品便認為西班牙征服新大陸是純靠運氣。這一作品靠著100年前德國活字印刷發明人約翰？谷登堡（Johannes Gutenberg）帶來的革命，以令人難以想象的數量廣為流傳。印刷革命使得一些多明我會教士德拉斯？卡薩斯等人的論著能夠以低廉的價格快速傳播。正如同21世紀初的科技進步，只有快速資訊分享技術的出現才能帶來真正的變革。
德拉斯？卡薩斯的作品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這位教士對親眼目睹的美洲土著遭遇進行了細緻的描述。這部充滿令人髮指的殘暴細節的論著傳到了英格蘭，被譯作《西印度毀滅述略》。此書以全本或保留暴行描寫部分的刪節本的形式在16世紀80年代廣為流傳，毫無掩飾地將西班牙人描述成大屠殺的兇手，將西班牙描述成一個嗜殺成性的帝國。譯者詹姆斯？阿里格羅多（James Aligrodo）在譯者序中寫道：“12萬、15萬或20萬條可憐的生命”遭到屠殺。
殘暴的故事在歐洲新教徒間迅速傳播，讓人們看清了西班牙人是如何對待那些他們在心目中低他們一等的人的。人們自然而然會聯想到，西班牙人是天生的迫害者，無論對誰，他們都會十分殘忍；如果有人膽敢接近他們的本土，他們也將施以同樣的手段。這一結論在低地國家中引起恐慌。這一地區從16世紀末起就一直與西班牙爭戰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