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後者一直在尋求向支援宗教改革的地區施加權威。極力倡導英格蘭人定居美洲的著名編年史家理查德？哈克盧特（Richard Hakluyt）在他的作品中描述了西班牙人如何“傲慢殘暴地統治著西印度群島”，將“和我們一樣會哭泣”、嚮往著自由的無辜平民變成了奴隸。換句話說，殘忍、暴力和迫害是西班牙帝國特有的行為。英格蘭人是絕不可能做出如此令人可恥的舉動的。
然而這些都只是理論。事實上，對待蓄奴和暴力的態度比這些高談闊論更能說明問題。在16世紀60年代，英格蘭水手們不斷參與西非利潤豐厚的奴隸貿易。約翰？霍金斯爵士（Sir John Hawkins）甚至動用伊麗莎白女王本人的投資從事跨大西洋奴隸運輸，並從中大發橫財。霍金斯總結道，“黑人在伊斯帕尼奧拉島是非常受歡迎的商品，那裡的黑人數量可能會很快超過幾內亞（Guinea）海岸”，他和他的贊助者都更加願意從事這項貿易。可見，英格蘭的高層人士絕不會拒絕和新大陸的西班牙“暴君”合作，反而相處融洽。
久而久之，英格蘭強烈地意識到，在16世紀初巨大變革所帶來的機遇中，他們處於弱勢地位。宗教爭端和時機不當，使得這個國家成為了全球強國西班牙的宿敵，他們很難從美洲財富的湧入或經威尼斯的紅海和陸地貿易中獲益。雖然對西班牙人的抨擊卓見成效，但這仍然無法掩蓋英格蘭人四處覓食還要為殘羹剩飯感激不已的事實。理查德？哈克盧特寫道，多虧經濟不景氣而導致的長期失業，英格蘭“到處都是年輕力壯的勇士”。他問道，為什麼不把年輕人組織到一起，建立一支能使“帝國稱霸世界”的海上力量呢？這一稱霸海洋的言論在當時看來頗具野心，但做做美夢似乎也沒什麼錯。
英格蘭人在南歐繁榮之時並未作壁上觀。他們也曾向四面八方派遣探險隊，試圖開闢新的商業通道，建設新的貿易、運輸和交流網路。但是所有方向的探索都未帶來令人振奮的成果。16世紀70年代由馬丁？弗羅比舍（Martin Frobisher）指揮的探險行動旨在探索一條通往亞洲的西北通道，最終無果而歸。更令人尷尬的是，他們從今天加拿大地區帶回的大批“黃金”（被視作能與南北美洲其他對手相媲美的重大發現）結果卻被證明是假的。這閃光的金屬原來是白鐵礦（marcasite），俗稱“愚人金”。
災難還不止這些。透過巴倫支海（Barents）抵達中國的企圖最後以悲劇告終。休？威洛比爵士（Sir Hugh Willoughby）的艦隊在摩爾曼斯克（Murmansk）為冬季的浮冰所困。所有人都凍死了，他們的屍體在第二年才被人發現。據威尼斯駐倫敦大使說，他們被凍成了“各種姿勢的冰雕”，有些人“是寫字的坐姿，手裡握著筆，嘴裡叼著勺子；還有人正在開啟衣櫃”。
此外，為獲取亞洲商品而與俄羅斯建立貿易聯絡的努力同樣深受阻礙。首先是英格蘭人抵達的時機不佳，正值伊凡四世（Ivan IV）最悲慘的時候；其次是由於16世紀的俄羅斯在亞洲的貿易活動本就有限，儘管貿易規模即將大幅擴充套件，但經由裡海的商道仍非常危險，即使是重鏢護衛的商隊都有可能遭遇強盜襲擊。
16世紀60年代，不少商人趁著各種機遇被派往波斯，這是英格蘭人試圖與那裡建立商業聯絡的最後一搏。商人們通常攜帶著伊麗莎白女王的外交信，希望建立友好交往和貿易合作。特使們向波斯國王請求商業特權，“真誠希望能與陛下帝國的商人建立商貿關係”。英格蘭急於獲取貿易許可，以至於商人們都被嚴格規定禁止談論宗教：如果有任何人問及國家未來的國教，最好的辦法是“以沉默避之，不予直言”。因為在此之前，曾有虔誠的穆斯林東道主問及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的相互優點，這讓新教徒們不知道該如何回答。在歐洲，天主教和新教的競爭如此激烈，任何有關宗教的表述都至關重要，一旦出錯就可能被對手輕鬆擊敗。
至17世紀初，英格蘭已經不怎麼熱衷於效仿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成功方式了。為了募集私有資金，新的貿易實體開始出現，其中首推1551年成立的“未知地區、領域及島嶼商業探險公司”。在該公司周圍還誕生了一系列關注不同地域的獨立新公司，如“西班牙公司”“北海公司”“黎凡特公司”“俄羅斯公司”“土耳其公司”和“東印度公司”。這些公司都獲得了皇家特許令，以確保它們在那些風險多、投資大的地區或國家取得壟斷地位。用未來的成功來激勵商人，成為建立英格蘭貿易體系的新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