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地扶植符合其不斷膨脹的戰略利益的政權。如今再一次證明，為了將其觀念強加給這一地區，華盛頓不惜顛覆當地的政權。
在20世紀90年代初，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點燃了美國人的勃勃野心。德國的柏林牆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前不久倒塌，而在美國擊敗伊拉克後幾個月內，蘇聯也自己解體了。1991年的聖誕節那天，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辭去了蘇聯總統職務，並宣佈蘇聯解散為15個獨立的國家。這簡直是“《聖經》裡才會出現的鉅變”，布什總統在幾周後評論道，“上帝保佑，美國打贏了冷戰”。
在俄羅斯，鉅變所引發的權力之爭最後以一起憲法危機收場：1993年，軍隊坦克炮轟了俄羅斯政府所在地莫斯科白宮，保守派勢力遭到了清洗。這一時期的中國也在經歷重大的轉型：鄧小平等人在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所倡導的改革開放開始取得成效，將這個國家從一個偏遠的地區性勢力改造成為一個經濟、軍事和政治抱負不斷提升的大國。南非嚴酷的種族隔離政策也開始終結。自由、和平與繁榮的勝利鼓聲正在敲響。
布什總統在美國參眾兩院的聯席會議上說道，世界曾一度被分為兩部分，而現在“只有唯一一個大國：美利堅合眾國”。西方勝利了。當美國用高於一切的手段將他們的標誌和禮物“民主”擴散至全世界時，他們在伊拉克的道德瑕疵也就無關緊要了。
因此，在入侵科威特事件發生後的10年間，美國所推行的政策既模稜兩可又野心勃勃。它不斷宣揚解放伊拉克的功績，並極力推廣民主的概念和實踐；但在這個瞬息萬變的世界中，它也時而多疑、時而粗暴地維護或擴張自己的利益，並且不惜任何代價。在海灣戰爭結束之後，聯合國透過687號決議，在保護科威特主權的同時也對伊拉克實施了制裁：禁止向伊拉克出售或提供任何非食用、藥用和衛生用的商品或產品。為的是強制裁減伊拉克的軍隊，終止生化武器計劃，同時迫使其簽訂承認科威特主權的協議。全面限制伊拉克出口和金融業的計劃造成了嚴重的影響，特別是對窮人來說。據醫學刊物《柳葉刀》（Lancet）初步估算，這些政策實施5年後，直接導致約有50萬兒童死於營養不良和疾病。1996年，萊斯利？斯塔爾（Leslie Stahl）在電視節目《六十分鐘》中採訪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馬德琳？奧爾布賴特（Madeleine Albright）時指出，伊拉克兒童的死亡人數超過了1945年的廣島。奧爾布賴特回答道：“我想，這是一個十分艱難的選擇。”但是她接著說道：“我們認為這是值得的。”
制裁不是停火後針對伊拉克的唯一措施。達成停火協議後，北緯32度以北、北緯36度以南被劃出了多個禁飛區。在90年代，美國、法國和英國一共出動了20萬架次的武裝飛機進行巡視。這些禁飛區覆蓋了超過一半的伊拉克領土，名義上是為了保護北部的少數民族庫爾德人和南部的什葉派教眾。劃定禁飛區是盟軍的單方面行動，並沒有得到聯合國安理會的授權，這顯示出西方勢力干涉其他國家內政的意圖，只要條件允許，他們便會親自插手。
這一點在1998年再次得到了證明。克林頓總統簽署了《伊拉克解放法》，表示美國官方“支援旨在推翻伊拉克薩達姆政權、成立新政府的努力”。克林頓還宣佈，美國正在為“伊拉克民主派反對黨”籌集800萬美元的資金，明確表示要調和各種反對薩達姆的聲音，“使它們的行動更加有效、統一”。
為了得到它們想要的東西，美國及其盟國的動作並不僅限於伊拉克。比如，克林頓總統就向伊朗領導層提議展開對話，以改善伊朗門醜聞及1988年伊朗客機被美軍艦文森斯號擊落事件後的美伊關係。儘管尚不明確伊朗會採取哪些全方位的報復行動，但是眾多證據表明，以美國為目標的系列恐怖襲擊已經展開，其中可能包括1988年12月泛美航空公司（Pan Am）103號航班的洛克比（Lockerbie）空難，以及1996年發生在沙烏地阿拉伯達蘭市（Dhahran）附近的美軍基地爆炸事件。
當美國調查表明後一起事件與伊朗有關之後，90年代末，克林頓總統在一封由中間人轉交的信件中向伊朗總統塔哈米（Khatami）表示了抗議，要求伊朗為這19名士兵的死亡負責。伊朗的反應十分強硬，駁斥美國的指責是“錯誤的、無法令人接受的”。而且，伊朗強調，既然美國根本不打算指控並引渡那些容易確認的、要為10年前伊朗民用客機墜落事件負責的美國公民，美國又有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