障礙。
很可惜，晁老大的話，在死前便不太管用，何況人死茶涼，沒人把晁蓋的遺言當回事。新任老大宋江也沒急著給前任大哥“報仇”，直到宋江打下大名府後，曾頭市的人又一次不識時務地劫了梁山的馬（這次是兩百多匹），宋江不得已才動了向曾頭市開刀的念頭。
宋江其實並不想吞下曾頭市這塊硬骨頭，一來難啃，二來拿下曾頭市對他不重要，而曾頭市那位叫史文恭的人，活著且不曾被任何一位梁山好漢拿住，這對他來說才是最重要的。
和曾頭市打到一半，梁山小勝，曾頭市提出議和，宋江說議和可以，我就是來要我的馬的，把先後兩次劫的我的馬還我，我們的賬就一筆勾銷，壓根沒提要史文恭“血債血償”的事。
宋江想讓史文恭活，但史文恭本人卻找死，拒絕還第一次劫去的寶馬，一點不給梁山老大面子，這仗還得打下去。
打了勝仗的宋江“一喜一惱”，喜的是打下了曾頭市，奪回了寶馬，惱的是史文恭竟然讓新入夥不久的盧俊義給捉住了。
於是，晁蓋的遺言讓一向“仁義”的宋公明很尷尬，老大位置當然得讓盧俊義來坐，最少姿態得這樣擺。
盧俊義剛上梁山，哪裡敢有此非分之想，當然不從，不敢從（李逵等人提著板斧在旁邊等著哩）。
即便如此，宋江仍然覺得名不正言不順，於是和盧俊義打了個賭，下山攻城搶糧，誰成功誰當老大，變相篡改了晁天王的遺言。
這是一場沒有任何懸念的賭局，結果當然是宋公明勝出。
梁山，沒人再記得當初的晁保正，那是一個屬於宋江的時代。
一
神宗皇帝趙頊一生都矢志不渝地推行變法，原動力非常簡單，四個字就能概括——富國強兵。想富國，是因為沒有錢，財政赤字，趙頊窮得連登基大典給員工發紅包的錢都沒有，窮則思變；要強兵，是因為北宋帝國養著百萬“精兵”卻打不過契丹人、打不過西夏人，最後還得皇帝掏腰包解決邊事問題，皇帝沒有面子，也心疼銀子。
無論是基於富國的目的還是強兵的目的，對皇帝來說，軍隊改革勢在必行。帝國近百萬大軍，拿著國家近六分之五的財政收入，還不能打仗，誰當老闆都不樂意。
但對軍隊的改革又是必須謹慎的，軍隊是一個帝國的權力保障，改革既要替國家節省下開支，又要能提高軍隊的戰鬥力，同時還不能引起部隊大的動盪。
王安石要做的這道題，難度不小。
王安石交給皇帝的答題試卷裡，對軍隊開出了兩劑藥方：一曰將兵法，一曰保甲法。
王安石搞將兵法之前，帝國執行的是一套叫更戍法（又稱出戍法）的兵役制度（想出這個天才辦法的是“半部《論語》治天下”的北宋第一宰相趙普），駐京禁軍與外地駐軍定期進行輪換，目的當然是為了防止武將坐大，讓將不知兵，兵不知將。
將兵法談不上改革，只是針對帝國一直以來將兵分離而造成的戰鬥力低下所進行的一種改良，又變相地走回了隋唐時期的老路子。此舉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帝國的軍事戰鬥力，但整個帝國重文抑武的基本國策決定了帝國不可能給予武將們過多的許可權，將兵法也只是在區域性地區實行，而在神宗時代的政治高層裡，一樣沒有武將們的發言權。
在王安石的諸多改革中，將兵法也許是政敵們攻擊得最少的一條，原因很簡單，政敵們認為這起不了多大作用，對帝國的危害相比較其他新法來不值一提。
保甲法，才是王安石祭出的最狠絕的一招，也是被政敵攻擊得最多的一條新法。
把部隊縮編了，還要提高整個帝國的軍事實力，王安石如何魚與熊掌兼得？
只有保甲法。
熙寧三年（公元1070年），北宋帝國頒行保甲法。全國各地的農村住戶，不論主客，每十家（後改為五家）組成一保，五保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家有兩個男丁的，出一人為保丁。
保丁們農閒時集合進行軍訓，間或進行巡查，維持治安。
每保設有保長、保正、都保正，一般由當地比較富裕的地主頭頭擔任。
在王安石看來，保甲法可以使各地壯丁接受軍訓，成為帝國正規部門的一種輔助力量，既節省國家的大量軍費，又可以建立嚴密的治安網，把各地人民按照保甲編制起來，以便穩定封建秩序。
保甲法其實並不是橫空出世的天外來物，早在春秋時期，齊國就已經實施了什伍裡甲制，十家為什，五家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