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問題，可密函來告，我們再協商。”
這封信情緒頗為激動，但又不失分寸，李鴻章同意縮手回來，劉銘傳如有神助，大病立即好了，李昭慶宣稱他也需要透透氣。二人都走出臥室，聽從曾國藩的調遣。
表面上看，一切都好，其實艱難還在後頭。
只有苦勞
曾國藩“四地駐防、機動部隊追擊”的軍事方略其實就是以有定之兵，制無定之寇。在理論上，這種辦法天衣無縫，但實踐起來，就發現這是紙上談兵。
四鎮之間相距數百里，空隙極大，捻軍往來穿行，流動自如，縱橫馳騁於河淮之間的千里平原上，根本不必和四鎮沾邊。曾國藩的機動部隊疲於奔命，產生的效果和僧格林沁一樣：苦勞無功。
曾國藩經過多日的反思，重新調整戰略：僅留少數弱兵駐防徐州、濟寧、周口、臨淮，又加了個歸德鎮，剩餘計程車兵全部充當遊擊之師，分數路跟蹤追擊捻軍。
他本以為這樣能收到奇效，想不到仍是徒勞無功。這緣於他部隊的質量，1865年初冬時，經過毫無質量的擴充，曾國藩剿匪部隊已達七萬人，但真能打的只有劉銘傳兵團。捻軍也知道這一點，所以劉銘傳在山坡出現，捻軍馬上就在山谷消失。
不過對於曾國藩的其他遊擊部隊，捻軍就毫不客氣了。先帶著對方繞圈子，繞得對方氣喘吁吁，突然調頭，以騎兵猛衝，步兵在後面砍殺。所以當時的情況是：劉銘傳兵團四處找捻軍，很怕找不到；而其他兵團四處躲著捻軍，很怕黴運當頭和捻軍撞上。
於是，天下人都看到一個奇異的畫面：捻軍在各地龍騰虎躍，曾國藩的人馬則萎靡不振，焦慮愁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