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足以證明，後來二人倡導洋務運動，不是頭腦發熱，而是深思熟慮的結果。
當時的江蘇巡撫薛煥與浙江巡撫王有齡對曾國藩“自以為是”的論調大為不滿，王有齡對中央政府說，“曾國藩在祁門被困成了鱉，竟然還大言不慚地說洋人無用，實在是死鴨子嘴硬，不借助洋人，他曾國藩根本就對付不了長毛賊。”薛煥更是氣沖斗牛，對中央政府說，“曾國藩這是掩耳盜鈴，說不借助洋人，可上海現在就是靠洋人在守衛，一批不遠萬里來的美國人還自動自發組織了‘洋槍隊’，幫助我們打擊長毛。”
二人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他們脆弱的內心認定純靠自己的力量根本對付不了長毛，而曾國藩雖身處逆境，卻內心強大，再加上對國家民族的責任感，使他有著不同於王、薛二人不同的聲音。
價值觀決定人生觀，這話一點都沒錯。
清政府對曾國藩和王、薛二人進行綜合評論後，覺得曾國藩正確，王、薛二人是膽小鬼。豈止王、薛二人是膽小鬼，當時在南中國受到侵害的所有中國上層社會都這樣想。上海方面計程車紳在未去請曾國藩出兵前，就大肆鼓吹應該請洋人來保衛上海，並請中央政府向洋人“借師助剿”，收復被太平軍佔領的蘇州、常州等地。
中央政府再問曾國藩的意見，當時他已從祁門出來，正在圍攻安慶，勝利指日可待，所以底氣更足。他對上海那群士紳說：“幾個洋人拿幾條槍保衛上海，這可以，但讓他們進攻蘇州、常州，簡直是滑稽可笑。上海是通商口岸，也有他們洋人的利益，他們保衛上海，理所應當。可蘇州、常州等地不是通商口岸，沒有他們的利益，他們來這裡，能有什麼責任心？！”
上海士紳們垂頭喪氣，曾國藩後來又去信對他們說，既然讓人家保衛上海，就該以誠相待，不可猜疑，尤其不可自傲自卑，能得其心，就能得其力。
以“誠”待人是理學家的殺手鐧，曾國藩主張在外交上也應該如此，這是他終生的人生信條。
薛煥氣得鼻子都歪了，正遇到太平軍猛攻上海，洋人們也守得很艱難，薛煥再提“借師助剿”。曾國藩也沒好氣，對中央政府說，“誰不想盡快消滅長毛，洋兵如果是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天兵天將，那咱們不用就是傻子。可這些人狼子野心，不成功還好，一旦成功，所要求必然超出我們的想象力，到那時候我們給還是不給，給的話，必是貽害國家，不給，就得開戰，誰能保證打贏？這不是前門驅逐了狼，後門來了虎嗎？！”
“借師助剿”的論調一時沉入谷底，李鴻章抵達上海後不久，又一波“借師助剿”論興風作浪。提出這一老掉牙論調的人是三口大臣崇厚，他玩了個花招，說洋人不可信，但印度人可信，大家都是受洋人欺辱過的。我們可以借英國殖民地的印度兵來中國，幫助我們打長毛。
曾國藩忍無可忍，怒斥荒唐：第一，借師助剿是大錯特錯，只圖眼前痛快，不想將來的危險。這些人鼠目寸光，應該都拉出去不經任何審訊就斬首示眾；第二，他曾國藩三番五次地擺明了自己的主張，可還是有人三番五次地提“借師助剿”，拿他曾國藩的話當放屁，簡直無法容忍！
他聯合左宗棠、李鴻章向中央政府上了一道很不客氣的奏章，專談此事。他說，經過縝密的調查後，我們得出結論，英國人調印度兵來助剿這件事是子虛烏有，英國人在印度都手忙腳亂，怎麼可能有精力調人來中國？縱然英國在中國的地方官想從印度調兵，在他們那種政體下，必須經過議會透過才可進行。崇厚腦子裡都是糨糊，不知他是被某些別有用心的英國人忽悠了，還是他做夢夢到的，竟然異想天開，這種人的智慧不足以擔任官職，皇上應慎重考慮他的去留。
最後，他又說了不借洋兵的另外理由，可謂擲地有聲：長毛匪原本是中國良民，縱然為匪，失去良知本體，也是吾中國國民，自有我中國管，豈要外人來？況且，今日之形勢，長毛匪已是窮途末路，我輩自有能力結果他們。即使他們仍氣焰萬丈，這也是我們自家的事，中華之難，中華當之！
“中華之難，中華當之”和漢朝人的那句“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同樣氣勢如虹。
曾國藩說了這麼多情緒化的話後，筆鋒一轉：“如果政府真聽了那些不開竅的人的話，借師助剿，那湘軍絕不會配合進攻。湘軍不配合，洋兵人少，能攻城但沒有人力守城，最後肯定是白玩一場。”
慈禧看到奏章的最後，想要發怒，但終於忍下來。雖然對曾國藩很有意見，但她還算清醒，絕對不能借師助剿。
曾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