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人怎樣管理‘穆薩德’的話，他們只需要找到那些趴在地上尋找五法郎發票的人，就找到了以色列特工。”
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另一個集體農場。他這個“野客”又置身於加里西亞人之中了。但他並不煩惱。事實上，在“穆薩德”這個組織中，一個“野客”也許還是一筆財產呢。在集體農場，那些加里西亞人並不真正需要他：他們靠自己就能把每件事辦得好上加好。但是在這裡，特別是在歐洲工作的一線特工中，有個古怪的“野客”並沒什麼害處。像加里西亞人這樣聰明、勇敢的人，他們是不會消失在幕後的。由於他們特有的舉止言行和生活態度，同化不是他們的強項。這樣，語言的問題就來了。從總體上來說，以色列是個使用多種語言的國家。父母或祖父母為東歐人的年輕以色列人很少有外語說得好的人。也許是因為“野客”身上有比較多的德國人或法國人的血統，所以他們常常被誤認為這些國家的人。他們不喜歡身上穿著西服，腳下穿著跑鞋。
阿弗納總是在歐洲才有家的感覺——比在以色列更覺得像在家裡一樣。歐洲人購物、過馬路、訂餐、叫計程車的方式更適合他。人們的穿著或打招呼的方式，女士們回望男人的眼神，都與他心目中人們應有的舉止行為一致。雖然他幾乎沒有學過巴黎或羅馬的藝術、建築和歷史，但他確實知道哪裡旅館乾淨、便宜，什麼東西在哪裡賣以及哪條路去機場最便捷。他也知道哪裡有咖啡館和夜總會。他是火車時刻表、郵局作息時間表和便宦紀念品方面的專家。他喜歡的很多東西都在喧鬧、高度發達的歐洲城市裡。他喜歡這裡的氛圍。
除此之外——跟大多數土生土長的以色列人不一樣的是——阿弗納在歐洲有私人關係。他在法蘭克福上學時最親密的朋友安德雷斯就在那裡。
坦白地說，他第一次去法蘭克福時，還沒有想起安德雷斯。這不奇怪：在這之間的十一年間發生了那麼多事——集體農場、“六日戰爭”和“穆薩德”組織——但他記得外公。阿弗納一直想著法蘭克福那些著名的建築物。但在飛回特拉維夫的途中，他想起了安德雷斯。第二次去的時候，他在電話簿中找他的電話號碼。
他沒有找到安德雷斯的號碼，但找到了他父母的。他們好像不知道——或者說不想告訴阿弗納——他在哪裡。他們讓他去找另外一個朋友，那個朋友是個年輕女人。她在電話裡非常冷淡，聲稱不知道安德雷斯的任何訊息。
阿弗納憑他的第六感覺回答道：“噢，也許我搞錯了。我住在假日酒店411號房間。我還要在法蘭克福待一天。”
安德雷斯給他打電話時大約是在午夜。真是令人吃驚：他們談起話來好像沒有分開過幾天。他們約好第二天在歌德廣場的戶外咖啡館見面。阿弗納提前十分鐘到了。提前赴約已成為他的一個習慣，他得以防萬一，即使跟一個兒時的朋友見面也是這樣。早點到，以防意外。但他遇見了一件讓他非常意外的事。
阿弗納坐在那裡，安德雷斯從拐角一出現他就認出來了，也許只有三十碼的距離。不過，他已不像他兒時的朋友了。他認出他是照片上的一個人，要他牢牢記住的一個人。一個不太重要的德國恐怖分子。他以前是個學生，現在是巴德爾一邁因霍夫集團的一個成員。不是一個大人物，只是一個走卒而已。
阿弗納看著安德雷斯停下來，猶豫了一下，然後開始朝咖啡館露臺上的那些人望去。他又讓他看了幾秒鐘，好讓自己收回思緒。
這時安德雷斯的視線停在他身上。他離他越來越近。
“你是阿弗納嗎？”他輕輕地問道。
阿弗納打定了主意。他站起來，大笑起來，然後像以前一樣，用拳頭在他朋友的背上捶著。真是運氣好啊，只有傻瓜才不覺得他們的重逢不是因為運氣好。
安德雷斯只知道他兒時的名字，這個名字阿弗納在部隊裡改了，他部隊裡的人都把名字改了。他沒有把自己的職業告訴安德雷斯，甚至連在以色列航空公司當空中警官都沒有告訴他。什麼也不說最簡單。讓安德雷斯說。誰說得清他有朝一日會透過他跟什麼人聯絡？
這種考慮具有預見性，阿弗納沒法知道自己的預見有多準。沒法知道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自己的一生會徹底改變。
但是那天下午在歌德廣場路邊的咖啡館裡，他們一邊喝著啤酒，一邊回憶往事。除了追憶往事之外，別的什麼也不提。安德雷斯幾乎沒有透露自己的任何訊息——他說他從大學裡輟學之後一直想當作家——阿弗納對自己的工作同樣說得含糊不清。他說他在為以色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