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皮革公司幹活，經常跑歐洲。他們的談話沒有涉及政治。分手之前，安德雷斯給了他一個電話號碼，阿弗納可以隨時打這個電話跟他聯絡，或者留言。
從那時開始，阿弗納只要一去歐洲，就去找安德雷斯。有時候他們見面喝一杯啤酒就完了。有時候他們只在電話裡說說話。談話的內容主要是回憶過去的時光，好像他們已人到中年，而不是二十三歲的年輕人。阿弗納覺得安德雷斯在重續他們往日的情誼時顯得非常謹慎。阿弗納也不逼他，順其自然。有一次，他告訴安德雷斯他要去蘇黎世，安德雷斯請他從瑞士寄一封信。
“是給一個女孩的。”他向阿弗納解釋道。“我告訴她我要出去一趟。”
阿弗納替他寄了這封信，沒有問他信裡的內容或者調查這封信的地址。這是他幫他的一個忙，也是安德雷斯的一份信用證，他有朝一日會收回來的。他們第一次見面之後他就打定主意——雖然他也猶豫過——不把他們接觸的情況告訴“穆薩德”。這不是一個忠誠不忠誠的問題，而是一個他父親說起過的問題。
阿弗納剛剛開始訓練時，他的父親就知道了他的新職業。他沒有問他是怎麼知道的——也許是他父親在“穆薩德”組織裡的老關係告訴他的，也許是他自己推理出來的。“自來水廠怎麼樣？”有一天他問阿弗納。還沒有等他來得及回答，他又接著說：“你真蠢。但生活是你自己的。”
“這是你最好的建議嗎？”阿弗納問道。他父親搖了搖頭。
“你不願意接受我最好的建議，”他回答道。“所以再給你也沒有用。但我要給你第二個好的建議。一旦進去，就要努力工作。按程式辦事。做個人人喜歡的人。但別把自己的底牌都亮出來，袖中總要有一張牌。”
於是，阿弗納決定隻字不提安德雷斯。這樣會更加安全。如果有人看見他們在一起——認出了安德雷斯——他只不過是一個兒時的夥伴而已，阿弗納沒有把“穆薩德”給他的那張模糊不清的照片跟他聯絡起來，沒想到他是巴德爾一邁因霍夫集團的恐怖分子。疏忽了，僅此而已。他是他口袋裡一張可以降低風險的王牌。
接下來的兩年，時光飛逝，平靜無事。阿弗納繼續享受著工作帶給他的樂趣。上司似乎對他的表現也很滿意。作為一名特工，他的級別仍然很低，沒有從事過真正的情報收集工作，但分配給他的任務在逐漸升級。偶爾還會讓他持公務護照飛往歐洲的首府城市——雅典或倫敦——到那裡之後，當地“穆薩德”的頭頭會給他提供另外一個護照，讓他換一種身份，比如說，一位西德商人。他拿著這個護照飛往另一個城市，比如蘇黎世或者法蘭克福。到了那裡他就去見一個在阿拉伯國家工作的以色列特工——一般是一個東方猶太人——向他通報或彙報情況。按慣例，扮成阿拉伯人、在阿拉伯國家工作的特工是不帶回以色列做例行彙報的。這樣做的目的是減少登機時被阿拉伯特工發現的風險。無論是在以色列還是在歐洲，都是這樣。大多數國家也都是這樣操作的，他們的四分之三的秘密情報都是在遊客眾多的首府城市交換的。
關於這個，阿弗納發展了一套有些挖苦意味的理論。簡單地說，就是：要論秘密接頭的話，伯明翰跟倫敦一樣好，法國東北部城市南錫跟巴黎一樣棒。但是——間諜也是人，如果可以在巴黎待一個星期的話誰願意在南錫待著？阿弗納當然不反對這種做法。這是對工作的一種額外補貼。
那個時期，阿弗納的很多工就是直接或間接地防止恐怖活動的發生。1969年夏天，阿弗納加入“穆薩德”組織。在這之前不久，國際恐怖主義，尤其是針對以色列的恐怖主義浪潮迅速蔓延到很多國家。
1972年秋天以前，恐怖分子襲擊的主要是以色列以及西方國家的空中運輸及設施。1970年2月21日，他們炸燬了一架從蘇黎世起飛的噴氣式客機，導致四十七人死亡。同一天，一架運送郵件的奧地利飛機在前往特拉維夫途中被炸燬。在這一系列恐怖襲擊發生的前幾天，另外一個恐怖組織在慕尼黑機場把手榴彈扔進一輛以色列航空公司的汽車裡，造成一死十一傷，包括不得不做截肢手術的以色列著名演員漢納·瑪隆。同年9月6日至9日，五架飛機被恐怖分子劫持。只有一架飛機——一架飛往阿姆斯特丹的以色列航空公司的波音707——僥倖逃脫——空中警官開槍打死一名劫機者，活捉其同夥、女恐怖分子雷拉·卡爾德。另一架飛機被劫持到開羅，並將其摧毀。另外三架飛機被劫持在約旦的道森軍用簡易機場，扣押了三百名人質。這三百名人質最終被釋放。條件是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