偵訊之外，“所謂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也”，“斷不宜詫以為奇”。“叫魂”，難道不就屬於這樣一些“跡屬微曖”，“不必過於詰問”之列麼？（44）
如此說來，鬧翻了天的割辮一案，竟是小事一樁！若有若無，似真似假，無法捉摸，無從下手，結果成為一個無法追查下去的案件，不得不適時中止，而不管它給皇上個人留下了多少遺憾。
曾幾何時，皇上卻是那樣的自信，是什麼給了他這樣一種自信呢？
那還是在乾隆十一年閏三月，貴州總督張廣泗奏稱：已故白蓮教首張保太所倡之教，已流入貴州、四川，傳及各省，俱有掌教之人。貴州省城有魏齋婆，招引徒眾習教，並聞四川涪州有劉權、雲南有張二郎，皆係為首之人。在皇上的高度警覺之下，這些零散的警報都被聯絡起來，而給予特別的關注。於是在他的親自指揮下，各省督撫迅速行動，嚴厲查辦。一些看來並無關聯的隔省報告，也被當做破案的線索，並最終證明了他的“睿智”。遍佈各地的教派遂被一網打盡。
在以後的一些年代裡，乾隆十一年的“邪教案”，就成為皇上腦海裡一個成功的先例，儘管它不是總那麼有效，那麼可依恃的（如“孫嘉淦偽稿案”實際上也沒有偵破）。
無論是“叫魂”，還是“文字獄”一類的“政治罪”（政治案），或許都可以稱為“非常規”的政治行為，在乾隆朝以後也都不再使用。例如，在嘉慶十五年（1810年）就再度出現過叫魂恐慌，但當局並未大做文章，事情很快也就無疾而終。（45）
但他目前還需要這些。
為什麼又要採取和那樣偏愛這些“非常規”的措施呢？這可能正如皇上所說：
朕惟保天下者，求久安長治之視，必為根本切要之計。昔人謂持盈守成，艱於創業。……數十年來，惟恃皇祖皇考暨於朕躬，以一人竭力主持，謹操威柄，是以大綱得以不隳耳。倘或遇庸常之主，精神力量，不能體萬事而周八荒，則國是必致凌替矣。此實朕之隱憂，而未嘗輕以語群工，亦終不能默而不以語群工也。（46）
皇上為何要出以危言，說什麼“朕之隱憂”？他說“持盈守成，艱於創業”，又說“久安長治”，顯然是有一個長遠的考慮，“持盈保泰”在這裡，也未必是一個保守消極的想法。清代自康熙、雍正至乾隆朝，連續三代“令主”，這在歷史上已前無古人，以後“倘遇庸常之主”，將會出現什麼局面？看來，皇上的許多作為，都是從這一點出發的。
為此，自乾隆初年以來，修訂《大清律例》，稽古右文，編纂刻印經書，考訂禮樂，重修太學、文廟，從事各項大工程的建設（從城垣到河工、海塘），種種“一勞永逸”的提法，和以後的搜書編書……那一個不是為了後代的長久考慮呢！從另一方面說，又有幾個臣工理解皇上的這番苦心？
18．政治案件
總的來說，乾隆三十年代是一個文字獄的“低潮”時期，除了“叫魂案”前後幾年案件較多以外；而且，其中許多屬於“誣陷”案件，亦多被查明。但到乾隆四十年代，直接跟大規模的搜書有關，文字獄又多了起來，進入了一個“高潮期”。
乾隆朝文字獄·四（乾隆三十一至三十九年）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
十一月，湖南發生益陽縣書吏郭湘昭擅造匿名揭帖一案，其後研訊明確，系屬畏刑誣認。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
江蘇華亭人蔡顯負才不羈，刊刻所著《閒漁閒閒錄》，對邑紳指斥甚多。群紳以其怨望訕謗欲行公舉，蔡顯懼禍，抱書向松江府自首，兩江總督、江蘇巡撫以其“存心詭詐，造作逆書，任意毀謗”，合依大逆律凌遲緣坐奏聞。上諭：原書內簽出各條多屬詫傺無聊，失志怨憤之語，朕方以該犯尚無詆譭朝政字句，其情與叛逆猶去有間。及細檢各處，如稱“戴名世以《南山集》棄世，錢名世以年案得罪”，又“風雨從所好，南北杳難分”及“莫教行化烏場國，風雨龍王欲怒嗔”等句，則是有心隱約其辭，甘與惡逆之人為伍，實該犯罪案所繫“。六月，蔡顯從寬斬決，長子蔡必照從寬改為斬監候，秋後處決。
原浙江天台縣生員齊周華，於雍正九年呂留良案結案前，曾遵旨陳情，請釋放呂留良。經督撫等審擬奏聞，奉旨：嚴加鎖錮，永遠監禁。迨至乾隆改元，蒙恩赦放。乾隆六年，齊周華離家歷遊各省，一度曾為謝濟世入幕之賓。本年十月浙江巡撫至天台縣盤查倉庫，齊周華遮道控訴，告發其妻及堂弟、原任侍郎齊召南等。當即搜出齊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