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以貫之的農村工業問題
有關經濟發展的第三個方面，是農村工業問題。
有人以為，農村工業是“大躍進”以後才有的，這並不對。也有朋友問我，蘇南的鄉村工業為什麼這樣發達（白南生；為此1988年我們曾一同去無錫作了一次調查）？對我來說，這問題卻是“不言自明”的。在地區研究中，除四川、廣東外，我曾專門研究過江南。過去由於“資本主義萌芽研究”的遮蔽，這些地區發展的本格意義都被忽視和歪曲了。
我的研究表明，在清代長江三角洲，曾存在一個“農村工業區”。當然，這裡說的不是現代工業，而是傳統工業（與今人的誤解不同，傳統工業也是工業，而且二者的轉化在江南也沒遇到什麼“實質性”的障礙）。在那裡，農家出產主要是工業品——手工紡織產品（棉布、絲織品等），基本是以貨幣結算（出售棉花，買米自食及交納漕糧）。不但如此，如果進一步細作區分，可以發現，其最終產品組成中“工業所得”佔據大半，“農業所得”不過三分之一。因此，江南也成為當時人口密度最高、經濟最為富庶的地區。
與一般所知相反，清代政府對農家工業採取支援態度，好些個省份，如河南、四川、陝西等地的“勸農”中，也都把江蘇當作了經濟發展的楷模。相應的，乾隆時期政府還開放了礦禁。
“農村工業區”？其他經濟史學家不一定同意我的說法。當然，在經濟史研究中不可避免會缺乏一些“現代統計”。但這不能成為藉口。曾國藩說：做學問要有“膽識”。有些問題需要“考據”，有些則須用別的方法，如章學誠說的“性靈”和“神解精識”，所謂“古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竹帛之外，別有心傳”，一味考據，恐怕就會落入學問的“下乘”，並可能迷失研究的方向。
《杜潤生自述》裡說：初到國家農委上任，正是1979年年初，發現江蘇一枝獨秀，發展了一批社隊企業。鄉鎮企業在蘇南早一步得到發展，也和近代早期的傳統基礎有關。
他又引述高王凌的研究，說：據中國有的學者研究，在清代這裡就形成了一個“傳統工業區”，家庭手工業非常發達，已成為當地“農民”的“主要收入”。而且，到二十世紀很快就轉成現代工業，並形成當地的經濟中心，但新中國成立後逐漸趨於凋落。縱觀歷史，農業向工業生產發展的衝動，在中國是早就存在的，也是難以遏止的。
在追述改革前夜農村形勢時，杜潤生提出，當時農村已形成了三類地區，各佔三分之一左右的比重：一種是集體經濟搞得比較好的，一種是處於中間狀態的，一種是較差的“三靠隊”。所謂“三靠”，即是“吃糧靠返銷，生產靠貸款，生活靠救濟”。這一類生產隊大多在落後地區，顯得問題最大。
但是人們往往忽視了，第一類地區即所謂先進地區，問題也很大，只是性質不大一樣罷了。這些地方迫切需要放寬政策和解放勞動力，把經濟匯入一個更高的發展階梯。然而，受到宏觀經濟的制約，這種需要很難滿足。集體經濟體制既解決不了三靠隊的“脫貧”問題，也滿足不了先進社隊的“致富”要求。它幾乎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為此，1979年，剛恢復工作不久的杜潤生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個檔案。到1982年、1983年的“一號檔案”，突破了只有社隊才能辦企業的限制。1984年“一號檔案”提出，農村中越來越多的人轉入工業和其他非農產業，“是一個必然的歷史性進步”，接著轉發了《關於開創社隊企業新局面的報告》，作為1984年“四號檔案”下發。為以後鄉鎮企業迅猛發展，打了個基礎。農村工業遂成為此後中國國民經濟的“半壁江山”，居功至偉。
發展“多種經營”和“農村工業”，是清代為我們展現的兩條極具可行性的經濟發展道路。至今，中國農村經濟仍然走在這條路上（包含商業）。中間的一度改變，並不能使其“中斷”。
當代農村改革究竟從何而來？不難發現，其中起到主要作用的制度因素，不是別的，正是一定的土地及財產私有權、小農的家庭經營、農民選擇生產專案和經濟行業的某種自由，商品性經營以及市場機制等。而所有這些，都是中國歷史中曾經有過的東西。由此看來，當代中國農村改革的內涵，也可稱為“傳統制度”的復興；即令“包產到戶”，也可以說是古代“井田”、“均田制”的再生（參見未刊文稿：“中國農村改革的歷史依託”，1987，福特基金會贊助）。歷史，在這裡重新“接續”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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