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清代的“工政”和“糧政”，是我在赴美之前寫就，並以論文形式在美國發表（1987年）。回國以後，形成小書《清代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政策》，由沈志華贊助出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在友人王希和謝茂松的幫助下，北京大學出版社再版（2005年，更名《活著的傳統》）。所謂“經濟發展”，意指歷史上“經濟恢復”之後的“和平發展時期”，討論這一時期的傳統政策，在以前大約還沒有過，為此我獲得美國Luce基金的贊助（1986年）。
如此看來，清代的經濟發展政策，實具有前瞻性和跨時代的重大價值，特別是我們有了二十世紀下半葉的經驗以後。雖然這些並非傳統史學關心的重心，清人自己也未做過相應的總結。我卻從中第一次體會到了中國傳統的正面價值，從此在這條道路上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這無意間擴大了經濟史的研究領域，把一項“經濟史”研究，帶入了“思想史”、“政治史”的領域。也許，正如錢穆所說：“經濟史必從全部文化著眼始能有大成就”？
不過，在那些文字中，我卻只說“歷史”，幾乎沒有一句提及“當代”。相信識者皆在農村經過一番“摸爬滾打”，深悉“箇中滋味”（以後很久我才試著把其中的關聯挑明）。
“一代有一代之史”，這成為我最重要的研究之一，它是對昔日曆史的一個現代詮釋，也是對當代改革的一個歷史說明。藉由著這種“古今兩相觀照”，我嘗試著將歷史學與當身社會問題連線起來。其實，它可能也是“身不由己”，因由自身經歷，衍義出一段歷史。貌似嚴整，卻是信步走來，並無“人謀”。
是古人錯了嗎
我那篇從清史解讀當代改革的文章發表以後，有朋友問：清代（康熙、乾隆年間）中國到底還有沒有可耕土地？
我的回答，可謂直截了當：
“有！當然還有可耕土地！”
所以近幾年有同人批評說，康熙、乾隆都錯了。
我雖知道當時還有土地可耕，卻不能認同這種以為古人、當事人“錯”了的看法。
即使事實上還有耕地可以開墾，這種“實事求是”的“客觀主義”，也是一種“膚淺”的學問（也許屬於“考據學派”吧，一笑）。它回答的是什麼問題呢——不過是證明批評者自己比別人“高明”罷了，卻沒能抓住時代（無論是歷史還是現代）的重大問題。
這樣做學問可就太簡單了。至少，我們應該追問，康熙、乾隆兩位皇帝，為什麼要這樣想、這樣說呢？
他們為什麼不能滿足於開墾土地，而要往前一步？
所以我認為，他們的想法是前瞻性的，而不是隻顧當下（當時也有許多地區已面臨這一問題，即在土地開發殆盡的情況下如何發展經濟的問題，特別是在“基本經濟區”即運河沿線省份）。怎能輕率地說他們都錯了呢！
朱子的說法或許可為參考：
“看書不可將己見硬參入去。須是除了自己所見，看他冊子上古人意思如何。”
“是且虛心，隨他本文正意看。”
“且要曉得句下文意，未可（未得其意）便肆己見，妄起浮論。”
“欲知彼事，須問彼人。今卻不問其人，只以己意料度”（錢穆《學龠》）。
這裡還涉及一個方法上的“禁忌”，這就是在“口述訪談”的方法裡，切不可在訪談中，隨意批評訪談物件說他“錯了”（朱熹也說過：“且從他說盡，不可剿斷他說”——錢穆按：近代學人最易犯此病）。
為什麼“口述史”裡要這樣規定，——《過去的聲音》中的《訪談》裡特別強調：面對一個口述者，你要“尊重”他，表示“理解”和“同情”，“坐下來靜靜地聽”。哪怕是陳述他極其荒謬的理論，使用他最最愚蠢的論點，“你不能反對，也不能表示異議或嘲弄”，——請同學們想一想？
對《從清史解讀當代》一文的解讀
我對清代經濟政策的研究，始於1982年，研究生畢業不久，不想距今已有30年時間了。
很長時間，我都不看好這篇文章，包括我的小書（《十八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政策》；暨第二版《活著的傳統》）。在那些近於晦澀的文字裡（包括1987年在美國若干所大學的演講），都沒有提及當代，只是在講清史（當然在明眼人，如北京的兩位老友和華府的兩個對華顧問，他們的看法就不一樣了）。
所以說這篇文字“看不懂”並沒什麼奇怪，它確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