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了長沮、桀溺和孔子的對話，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孔子也是始終堅持，要是天下太平的話，他就不用四處碰壁求變革了（他最後還是回家授徒了）。
這，可能就是中國傳統政治理念最根本的一點，即“一人做主”，承擔責任，而不是弄一班子人馬遇事還要舉手表決，或名之為集體領導其實互相推卸不肯負責。不認清這一點，後面的話就不要說，說也白說。
如果能夠破除這一個“迷”，就不應再稱中國傳統政治為“封建專制”，我曾在“求學偶得”（十六）中寫道：
一說到中國傳統政治，似乎就離不開一頂大帽子：“封建專制主義”。我本來也持這種看法，但漸漸就對它產生了懷疑。幾年前我跟余英時先生通電話，就此提出質疑。他說：（一上來就說）“專制主義”，肯定是不對的（當時餘先生正在國會圖書館，居蜜先生為我接通這個電話，我即三言兩語、直入主題）。
在中國傳統政治中，一切大事，最後都為一人決定，“由一人做主”，這是儒家一個基本的政治主張。同時也有很多證據表明，皇帝也不是可以“無法無天”，“任意而為”的……
如果不能解決這個問題，所有對傳統文化的認識都翻不了身，先就把中國文化“抹黑”了，還有什麼“國”可“愛”？
有人常說，中國歷史就因為沒有解決這個問題，才那麼黑暗啊！那我也可回答：這是不懂“歷史”。“歷史”是什麼？歷史就是給我們“出難題”，“為難”我們，讓我們經受“考驗”的，它就是這樣一個“迷”。不能因為我們尚在“迷”中，就說它都錯啦。
按照中國傳統政治理念，“現世”並不是理想（而毋寧說是一個“名利場”），所謂理想社會是在以前的“三代”，而非“今天”。如此看來，“歷史”，不是立一個“理”在那裡，把一切都“保證”了的（如果什麼都解決了，還要我們後代人幹啥），而是把一個“理”立在那裡，讓人們去思考去追求、去嘗試（試錯）的。
如果我們能認清這點，下面的問題，就是那“一人”如何去聽取他人意見（其方法是與今天大不相同的），以及如何“改過”的問題了（在《清朝經世文編》裡這是一個專門討論的題目），等等，等等。
為追求這一理想，古人已為我們指出了兩條並行的道路。其中之一，就是“制度建設”（參見《論語》），另一個，就是“修身”（參見《大學》）。難道舍此之外，還能有什麼“靈丹妙藥”，無論是在東方，還是西方？而且，就算實行“民主”，難道又能離開這些？
今人依然好談“啟蒙”，“啟蒙”已有百年曆史，如今已是“老生常談”，我只怕它會越“啟”越“蒙”，如果不能“回覆”我們自身。
傳統政治理念討論中的三個問題
各位知道，長期以來，在歷史學上就有一個“抹黑派”，一直在抹黑中國的歷史，從政治上的“封建專制”，經濟上的“殘酷剝削”，到社會上的“人口眾多”，如果這樣，這個“國家”還怎麼“可愛”的起來，成天空喊“愛國”又有何用？在我看來，不“批倒”那些說法，所謂“愛國”，最終是很難的。
本篇專門討論中國傳統政治理念問題，如果說在這一問題中存在三個層次的話，我們就不妨依次予以討論。
第一個，即由誰做主，或如何“挑選”領導人的問題。
一般的說法，傳統政治理念就是主張“君主制”的。其實也不盡然。中國傳統政治的最高理念，毋寧說是主張“禪讓”的。“君主制”只是“退而求其次”。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傳統政治不主張“民選”。更反對“政黨政治”和它的那一套。也不忽悠什麼“人民當家做主”。
但是否“君主制”即“專制”呢？這恐怕也不一定。
錢穆先生曾說：（明代）一切最高命令，全由皇帝釋出，這也不能說即由皇帝“一人獨裁專制”（《國史新論》，第77頁）。
第二個，即日常政治運作的問題，這個問題可能更為關鍵，也是我們討論的重點。
一個好的政治方式，在我看來，就是要能擔當，肯負責。傳統政治既要對“天”，又要對“祖宗”，還要對“老百姓”負責，這就不簡單。而且“令行禁止”，說辦就辦，比起那動輒“投票”（經常是為一點小事之“小民主”），或名之為“集體領導”其實互相推諉，或“黑箱操作”一類做法，恐怕還強著些。
所以錢穆先生說：中國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