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便可揣摩大概。我沒有在國外長期生活過，但某些領域的詞彙，因為我在工作中使用頻率更高，其意義和用法卻比西方人還地道一些。相反，如果過度追求標準的“美音”“英音”，練習誇張的捲舌，不但浪費精力，在外國人聽來也會顯得十分Weird（怪異）。我很欣賞美國前總統里根的一句話：“我不是最偉大的交流者，但我交流最偉大的內容。”這其實正是我們學習任何一種語言的前提。
29、被耶魯破格錄取
我很幸運，成長過程中幾處關鍵轉折，都是在正確的時間遇到正確的人，並在他們的幫助下做出正確選擇。
2003年，我在北京採訪耶魯大學校長理查德·萊文教授，他似乎對我印象很深。在中國記者中間，能夠準確自如運用英語交流的人不多，並且他驚訝於他所知道的很多國際人物、事件我也知道，甚至和他一樣清楚。2004年，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會議期間我們第二次見面，他鼓勵我申請加入“耶魯世界學者計劃”（The Yale World Fellow Program）。
我和耶魯的緣分最早要追溯到少年時代。初一那年，我第一次跟父親來到北京，第一次喝到老北京傳統的瓷瓶酸奶，第一次在前門吃到“肯德基”，第一次登上八達嶺長城，也就是在那裡，第一次參觀了課本里介紹過的詹天佑紀念館。在父親的影響下，我從小對歐美文學很感興趣，所以一眼就看到櫥窗裡一本馬克·吐溫的小說《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這是詹天佑學生時代讀過的書。這本書旁邊有一些英文檔案，上面寫著YaleUniversity。詹天佑畢業於耶魯大學土木工程系，我猜想Yale就是“耶魯”，但它的確切發音我回家查字典後才知道。這是我第一次“接觸”耶魯。
耶魯大學是培養美國領袖的搖籃，美國曆史上有五位總統畢業於此。耶魯還有一個夢想——成為培養世界領袖的搖籃，“耶魯世界學者計劃”便是為了實現這個夢想，傾全校之力打造的一個專案。這一計劃每年邀請18位學員在耶魯大學進行一系列強化學習，我們那個班可謂藏龍臥虎——菲律賓前能源部部長，巴拿馬前貿易部部長，巴哈馬公安部部長，奈及利亞律師，立陶宛總統的首席幕僚，德國總統的顧問，錦湖韓亞集團的繼承人，委內瑞拉的總督等。在他們中間，有三位將在未來十年內競選總統。
萊文校長雄心勃勃地說：“這個專案再做幾年，我們就不用去達沃斯搞世界經濟論壇了，耶魯的世界學者年會完全可以彙集全世界最優秀的人。”在他的特別批准和親自安排下，28歲的我“走後門”加入了這個專案，成為其中最年輕的一位成員。
耶魯大學及其校友們對“世界學者計劃”極為重視，傾注了最好的硬體和軟體資源。耶魯校園裡最美的地方有一棟古老的別墅BettsHouse。它坐落在山坡上，有著數百年曆史，曾是一位富豪的私宅，後年久失修，美國前總統布什最好的私人朋友，也是曾經的生意夥伴和耶魯本科同班同學羅蘭·貝茨（Roland Betts）一家出資予以修繕，然後捐給耶魯。別墅的一樓是耶魯全球化中心以及墨西哥前總統、現任中心主任賽迪略（ErnestoZedillo）的辦公室，常年有墨西哥警衛守護，還有歷史悠久的圖書館和古色古香的餐廳。二樓和三樓則是耶魯世界學者專屬的辦公室和會議室。
這個專案共有51門課，涉及最前沿的系列性全球化議題。組織授課的都是耶魯各門重要學科的殿堂級教授，包括著名的《大國興衰》作者保羅·肯尼迪。稱他們為“鎮校之寶”毫不為過。
對於普通的耶魯學生，“校長”只是遙遠的象徵，鮮有機會接觸，只有博士畢業才能由他親自頒發畢業證書。而我們每週都與校長會面交流，能夠參與學校各種重要活動。畢業典禮更是隆重得非同一般，校長、副校長、校董同時出席。
我一向不贊成本科生直接出國留學。受教育體制和傳統觀念影響，中國大學生寒窗十餘載，兩耳不聞窗外事，對自己身處的社會知之甚少，稀裡糊塗。畢業後憑著很高的GRE、託福、雅思成績申請一所國外的大學，繼續埋頭苦讀，外加拼命打工，到了必須離開校園那一天，對國外的事同樣懵懵懂懂弄不明白。這樣的“邊緣人”是很可悲的。回到中國，鄉親們把他當“海歸”，其實他從來沒有融入過國外的主流社會。留在國外，外國人又把他當中國人。大多數中國留學生都遭遇過這種困境。
30、20萬美元，交換中國思想
和中國一樣，美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