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的心思，並且表明，這位意識流作家慣於剖析深層心態，挖掘自我意識。然而，一味凝視內心，剝繭抽絲般解剖自我，可能會誇大心靈深處的疑慮、惶惑及恐懼，更覺得浮生若夢、萬有虛無，而把光明與黑暗交織的大千世界看成一片灰色，甚至一團漆黑了。這，也許是意識流作品大都悲觀色彩濃郁的一個緣故吧。
三
時代的脫節同社會的杌隉加劇了伍爾夫避世的傾向，另一方面，在創作和評論的領域內，卻又是刺激她力求創新的動力。為什麼要革新？簡言之，時代變了。伍爾夫認為：“顯然，在我們所處的時代，人失去了牢固的立足點，周圍一切都變了，人本身也在變。”生活的各個方面，包括文化、政治、宗教意識同人際關係，等等，都在劇烈變化；知識分子（尤其是作家和藝術家）的處境不再像以前那樣穩定，而是在紛紜的生活漩渦中，特別在戰爭的陰影下掙扎（6）。對這種新局面，伍爾夫曾闡述：“所有的人際關係，諸如父子、夫婦、主僕之間的關係，都變了。隨著這種變化，宗教信仰、人的行為、政治與文藝等也必然要變。我們姑且說，這種變更從一九一〇年開始（7）。”她還申述：“在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底左右，人性開始變了。”變得更卑瑣、更醜惡：“如今的人，無論英國人、德國人或法國人，看起來都那麼蠢，那麼醜（8）。”此外，由於現代生活變得更亂，節奏加快，人的意識也流動得更快，變幻多端，捉摸不定。
上述各種嬗變必然促使審美標準以及文藝的內容和形式相應地變革。新時代的作家應超越舊時代的前輩，而肩負創新的使命。至於如何劃分新舊時代，伍爾夫明確地講：“我建議，把愛德華時代與喬治時代（9）的作家分為兩大陣營。我主張，把威爾斯、貝奈特、高爾斯華綏歸入愛德華時代，而把福斯特、勞倫斯、司屈雷基、喬伊斯與艾略特納入喬治時代（10）。”對於前者，即代表傳統的老作家，伍爾夫曾以貶義稱他們是“物質主義者”，認為“他們總是描寫雞毛蒜皮，煞費苦心，孜孜矻矻，卻把瑣碎與飄渺的東西寫成真實和持久的（11）。”講得具體些，就是老一輩作家只描寫外表，而沒有抓住核心與本質。什麼才是本質呢？伍爾夫認為是人的性靈或精神世界。她在同一篇文章內用精妙的比喻來闡述：
“生活並非一組排列得勻稱的車燈，而是一圈明晃晃的光暈，一種半透明的罩子，環繞著人的意識，貫串始終。因此，小說家的任務難道不是要傳達這變化莫測、無拘無束的精神世界，不管它表現得如何畸形或複雜嗎？難道不是要儘可能少羼雜外界與外表的東西嗎？”隨即強調：“至關重要的乃是性靈，包括激情、騷動，以及令人驚歎的美與醜的混合。”這番話不僅概括了女作家本人的觀點，也表達了意識流的特色。
在另一篇評論中，伍爾夫更明確地批評傳統小說的缺點而闡述自己鮮明的觀點：“小說被當作一種寄生動物，她從生活吸取養料，並且必須惟妙惟肖地描摹生活作為報答……文字必須侷限於為生活服務，去描繪那茶壺和哈巴狗……如果他們不是如此孜孜不倦地維護他們稱之為生活的權利，英國的小說家或許會變得勇敢些。他就會離開那張永恆的茶桌和那些貌似有理而荒唐無稽的日常程式（12）……”假如能衝破傳統的樊籬而開闢新途徑，則“故事可能會搖晃，情節可能會皺成一團，人物可能被摧毀無遺。總之，小說就有可能變成一件藝術品（13）”。此外，伍爾夫曾在《一個作家的日記》內敘述其晚期傑作《波浪》的題材和創作時的心境：“一切在我腦海中閃現……所有的生活，所有的藝術……一切都飄忽著，變幻著，卻又渾然一體……此刻我的心態處於不斷變化、或張或弛的流程中……”
根據以上引語和其他有關論述，可以說伍爾夫及其同道反對用自然主義的老框框描繪生活表象，而重視人的內心活動，情緒的千變萬化，一瞬間的感覺以及觸發的聯想；必須盡力開掘潛意識和深層心理，信賴本能、直覺、幻想與萬花筒似的印象，懷疑以至否定理性。為了表現這一切，意識流小說大都運用內心獨白，抒情旁白，自由聯想，時空交錯或融合，枝蔓式立體交叉，以及多維結構等技巧。
例如，在《達洛衛夫人》開端部分，作者描寫女主人公為了給晚宴生色而去採購鮮花，一路上“克拉麗莎的心靈攝取了層出不窮的印象——瑣細的、奇幻的、稍縱即逝的，或銳利如鋼，銘刻在內心”。第一個印象是六月清晨的空氣沁人心脾，她隨即聯想到少女時期，在故居布林頓莊園度過同樣清新的夏日之晨，從而勾起對往日的情人彼得·沃爾什的憶念，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