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集團軍實在太強悍了，無論是地面火力，還是空中火力，都是他們平生所僅見。
這些不少打過中原大戰，跟隨商震東征西討多年晉綏軍將官們，實在是被打怕了，他們寧可去面對十倍以上的中央軍，西北軍，也不願意和東北軍這樣**的對手交火。
“軍座，您就不要猶豫了，這黃顯聲的第一集團軍火力太猛了，各部隊傷亡慘重，以前跟咱們打過中原大戰的老兵都快死光了！”一名少將旅長面色悲傷的勸說。
其他幾個旅長，師長，參謀長之類的紛紛出言附和。
商震陰沉著臉，並不說話，他與閻錫山的恩恩怨怨，三言兩語說不清楚。
北伐戰爭結束後，國家基本形成了一個表面上的統一，商震也得益於戰爭中的表現，被封為河北省省主席。
商震早年走向社會，經過百般歷練，文韜武略不落人後。不得已而投靠閻錫山後，之所以十年如一曰，鞍前馬後奔走效力，只為沒齒難忘的知遇之恩。
然而就其本姓言之，事
事受制於人又心有不甘，尋找機會謀求讀力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了。
他在代理綏遠都統之時，商震就作過這方面的嘗試。針對晉軍久不作戰養成的素質低劣、意識陳舊的惡習，為今後的發展計，商震於短期內在歸綏建立綏遠軍事政治學校，自兼校長。學校首期招生200餘名。
北伐完成後，他以為各派勢力均已統一於蔣中正的大旗之下，服從中央是問題的關鍵。因此，在河北省主席任上，商震開始表現出與閻錫山的離心傾向：先是把原綏遠軍事政治學校遷到北平黃寺，易名為河北軍事政治學校，高薪聘請學有專長者任教。
擴大招生；又在南苑成立一個教導師，培訓軍隊中的骨幹力量；還開辦了黨務訓練所和訓政學院，進行幹部準備。
同時，他還透過張雪亮秘密購買了一批槍械，積極準備在適當的時候自己成立一個師。
然而，商震的做法相對於當時複雜的政治局面顯得有些幼稚。他沒有看到蔣的統一隻是表面上的，只是各派政治勢力在政治上互相妥協的結果，蔣不會也不可能徹底改變各勢力集團的相對讀力姓。
在這種局面下，他的河北省主席實質上是閻錫山在各集團的政治爭鬥中分得的一杯羹，也就是說仍然屬於閻錫山的勢力範圍，對於他的讀力企圖閻錫山是不會視而不見的。
就在商震陶醉於擺脫閻錫山羈絆的美好前景之中的時候，1929年8月10曰，一紙“調令”把他由河北省主席變成了山西省主席。
調商震改任山西省主席是閻錫山使出的一個撒手鐧，不動聲色地把商震置於自己的眼皮底下，使商震過去一個時期的努力完全化為泡影。
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成為閻商關係的轉折點，心中芥蒂要說一點都沒有，那是不可能的。
在河北苦心經營一年有餘，政治、軍事、經濟均打下了一定的基礎，突如其來的調動，商震卻只有俯首就範的份，閻錫山的能量與影響，確實不可低估。
回到山西后的商震雖然仍為省主席，但一開始就陷入有職無權的困境之中，所要做的只有“蓋蓋圖章陪陪客”。
直到數年前，九一八事變爆發，這種情況才得以改變，由於歷史的變化，自從西北五省以及平津、保定滄州為張興漢所佔領後。
為抵禦張興漢的東北軍可能的進攻，閻錫山重新開始啟用商震，畢竟第三二十軍中大部分將官都是忠於商震的舊部。
這股力量，也不能忽視。
再加上蔣委員長，張雪亮從中提拔支援，商震仍兼任第三十二軍的軍長一職，所部兵力較之前已有所擴充。
東北軍南下攻華北、山西。
閻錫山在軍事上的部署也是打了小算盤的，無論他商震心裡是傾向於南京還是太原，那都不可避免的要與東北軍一戰。
所以，閻錫山就和心腹楊愛源商量，以商震所部為主，正太鐵路護路部隊若干個師為輔，堅守石門至井陘關一帶。
徐永昌、傅作義率部守大同、雁門關。
楊愛源、孫楚等閻錫山心腹率所部精銳晉軍駐紮太原，總督全域性，也可以為第二梯次部隊，監視徐永昌以及商震所部。
以楊愛源這樣的部署，就算商震在前面頂部住，後面楊愛源和孫楚也能頂上去，西邊雁門關有傅作義和徐永昌，是不需要擔心的。
但戰局的變化出乎了楊愛源與閻錫山的預料。
張興漢率一支偏師自滄州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