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忽復欲哭，此薄醉之時也。”
據施蟄存觀察：“杭州人吃酒似乎等於吃茶。不論過往客商，販夫走卒，行過酒店，聞到香氣，就會到櫃檯上去掏摸出八個或十個銅元來燙一碗上好的紹酒，再買三個銅元的花生米或兩塊豆腐乾，悠然獨酌起來。吃完了再趕路做事。”
上世紀40年代，作家金性堯一次在杭州的廟裡吃齋飯。“菜凡八器，而食客則有三人。”其中的幾樣菜是現從菜地裡拔出來烹燒的，金描述為“一上舌本，果然不同庸味”。
田漢一次坐火車過嘉興南湖，買來湖菱大啖，稱：“我的指甲都剝開了，但還不肯釋手。”他一人吃了兩籃子菱角，從嘉興一直吃到杭州。
居士金復三烹素齋的廚藝很高，他久住杭州煙霞洞，一次張元濟一家到此一遊，正當飯口，在廟裡吃了一頓金復三做的素餐，四菜一湯，有竹筍和豆製品，蔬菜和筍是現從地裡採摘的，十分可口。張元濟夫婦議論說，上海有名的功德林哪能吃到如此新鮮的蔬菜。胡適曾在煙霞洞養病數月，金常給胡適掌廚。1947年，金已年過八十，曾託人帶信給在北平的胡適，盼胡到杭州一聚，將再親手為胡燒幾樣素菜。胡回信答應第二年到杭州看金，不料事過不久，金便去世。
抗戰期間，西南聯大的教授們生活頗為清苦。不少教授不帶家眷，等同於過集體生活。文科研究所僱一當地人打雜做飯，七八個人一桌，每頓只兩菜一湯，菜為炒蘿蔔和豆豉。飯費每人每月400元。後有教授不堪其苦，到外面包飯，每月500元，伙食比之前有所改善，六七人一桌，每頓有一大碗紅燒牛肉或豬肉，尚屬夠吃。早上是稀飯、油炸花生米。
1943年聖誕節，西南聯大教授浦江清請幾個同事在昆明金碧路南豐西餐館聚餐，客有唐立庵、羅莘田、聞一多、朱自清、許駿齋等。西餐是分餐制，一客70元，有湯、小吃、雞、豬排、咖啡、水果、麵包，果醬另算。這頓飯浦江清花了500元。而四五年前他們剛來昆明時，同一家餐館，一客不過三四元，已吃得大飽。如今一客70元，也僅僅是果腹而已。
1944年初，馮友蘭夫婦將去重慶，聯大教授遊國恩為其餞行，並邀同事作陪。浦江清也到席，事後他大讚遊夫人的廚藝：“扣肉及一雜羹，皆美味出人頭地。”
抗戰前，北平的大飯館，如同和居、砂鍋居、森隆等一桌子飯吃下來需20元上下，東興樓、豐澤園還要貴點，一般收入的家庭基本不敢問津。最高檔的是廣東人譚篆青家姨太太掌勺的譚家菜，一桌40元。據說很少有在譚家菜請客的，都是湊10人均攤慕名去嚐鮮。譚家菜的主菜是一人一碗厚味的魚翅，這也是顧客花“重金”來這裡的目的所在。
上世紀30年代，學者鄧雲鄉在北平志成中學唸書，教室隔壁是教員食堂。第三節課課間時，一些孩子常在飯廳門口向裡張望。裡面是兩個圓桌，白色檯布，五六大盤菜，如罈子肉、紅燒雞塊、雪菜肉絲、佛手肉絲、燒茄子之類，主食是兩大盤子花捲。這對一個餓了一上午的半大孩子而言，垂涎的程度不難想見。
畫家黃苗子回憶說：“我從小就饞，外公一族的祠堂每年春秋兩祭都給楊氏子孫分豬肉，每次的豬肉都分得不少，在外婆的指導下，舅母用香山特有的鹹蝦醬把燒豬肉再燜一次，這種鹹蝦醬燜豬肉可以貯存下來吃上一頭半月。外婆家冬天還有一種油泡著的臘鴨屁股，這兩種油香噴撲的佳餚，是我小時候最喜歡的美饌。”
書畫家鄧散木好酒，並且好喝大酒。年輕時曾和人打賭，共喝一罈子50斤的紹興酒，不許上廁所。一共十來個人，最終僅鄧散木一人如約喝完且沒有失態。民國時期，他的書刻所得，大多用在請朋友到家裡痛飲上了。那陣子，他家天天有整桌的客人來吃喝。很多人都不會忘記他家天井裡成堆的紹興酒罈子。他晚年因血管堵塞而截肢，因胃癌而開刀，大概都與當年的豪飲不無關係。
譚延輳Ш貿裕��醫簿砍浴＞菟鄧�砟瓿魷�難緇嵋蛔啦荒艿陀�300元，這大約相當於一個名牌大學教授的月薪。
當年北京的飯館以人名當菜名的流行菜品有三種：趙先生肉、張先生豆腐、馬先生湯。馬先生指的是馬敘倫，北大教授，解放後成為第一任教育部部長。他確是“喜治饌品”，拿手的是三白湯，三白即青菜、豆腐和筍，也根據時節新增其他材料，雪裡蕻似不可或缺。馬敘倫常去中山公園長美軒的川黔館子吃飯，對夥計說，你們沒有好湯，便開列若干材料讓店裡上灶去燒，於是就有了馬先生湯。但飯館裡做的馬先生湯，據馬敘倫